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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其位谋其政（第7页）

杨俊说，改制以前国有院团演职员工是事业编制，工资、福利有保障。

改制后，院团员工在事业、企业两种身份中感到摇摆不定：如按企业职工身份定位，广大在职职工、退休职工的“五险一金”

没有完全到位，沉重的医疗费用就压得单位喘不过气来；因身份已转成企业，其他事业单位加薪，转企的员工又因身份已变无法加薪。

地方戏曲院团转企改制后，财政拨款收入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再加上经营状况不佳，大多数院团连演职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谈何进行扩大再生产，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

人民群众文化消费方式呈现多样化和市场化特点，消费方式的转变使得舞台表演艺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院团演出市场被现代文化消费方式严重挤压，生存空间大大缩小”

，改制院团的生存发展极为艰难。

对此，杨俊代表建议，进一步落实转企改制院团改革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政府要加大对转企改制文艺院团扶持力度，特别是地方戏曲后备人才的培养。

只有在政府、院团与社会大众共同努力下，地方戏曲才能走出困境。

（据人民网）

她早就看到了改制后院团的危机，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在呼吁了，只是到目前为止，改制还在进行中，日后将会如何，我们只能慢慢等待。

2017年3月，又是一年一度的两会。

杨俊接受《中国文化报》采访，她谈到的多是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努力：

无论是耳濡目染，还是言传身教，它已融入我们民族的基因序列，由优秀传统文化淬炼出的精神、气质与底蕴一直延续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血脉中。

每次去国外演出，都会加强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我会在国际场合选择有强烈中华文化标识的衣着，并为之自豪。

连续几年，我不断提出把传统戏剧纳入学校的教育体系、加大传统戏曲人才建设、加大戏曲进校园的力度与范围等建议。

如今在湖北武汉，戏曲进小学、中学校园已达90%以上。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校主动要求增加戏曲在教学内容中的比重与频次。

楚剧、汉剧、黄梅戏，在武汉青少年心中早已生根，渐至茁壮。

2020年3月，两会期间，杨俊提交《关于建立健全国有改制文艺院团保障体系以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建议》。

她在建议中指出，我国国有文艺院团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体制改革。

第一个阶段是1980—1992年，第二个阶段是1992—2002年，第三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

第三个阶段的改革主要是以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以集团化发展为主要途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文艺院团市场竞争能力为主要目标。

她表示，国有文艺院团第三个阶段改革激发了艺术生产力，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目前，第三个阶段的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还处在探索和实施阶段。

总的来看，通过三个阶段的改革，全国文艺院团普遍还存在着各地政策保障体系不统一、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导致许多改制文艺院团生存困难。

目前一部分院团仍然保留事业性质，或改制后通过深化改革，基本经费获得保障。

另有相当一部分文艺院团则彻底改制为企业，基本保障严重不足。

此外，基本保障不足、扶持力度不大和市场环境的制约等外部因素，以及资源配置的先天不足，客观上造成国有院团经济基础薄弱，无法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运营，实现自我造血、增强实力、良性循环，面临着人才流失严重、艺术人才队伍不稳、事业难以为继等严重问题。

针对部分国有改制文艺院团存在的困难局面，杨俊建议，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问题，将其纳入国家深化改革工作的议事日程，深入系统调研，科学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强力推动实施。

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认识和进一步明确国有文艺院团的公益属性定位，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与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相适应的国有文艺院团保障体系。

“国有改制文艺院团虽然性质上转为企业，但其承担的社会职责并没有改变。

因此，政府职能部门在关心、指导、支持国有改制文艺院团的发展上也应进一步明确舞台艺术的多重属性，不能仅仅以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看待国有文艺院团的发展。”

她说。

为此，她提出以下三点具体举措：

一、对国有改制文艺院团比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给予基本的人员经费保障，消除“企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