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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其位谋其政（第6页）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能仅仅追求物质上的成果，不能说演出场馆、舞台、布景等设施越来越高级就是文化越来越繁荣，实际上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艺术创造者才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重要的因素。

她是文艺界的，她是戏曲界的，她是一个戏曲工作者，她记得她的戏，记得她的黄梅，所以她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也始终是从这个方向着手的。

正是因为她在政协会上所见所识都不同，她的建议或提案也不再是局限于她的小范围，而是从局部看整体，从个体看共性，上升到了文化高度。

她想到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而这样的履行职责的过程，让她从另一个方面成长，这样也相辅相成地作用于她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思考中。

这是湖北黄梅戏的幸运，也是湖北戏曲的幸运。

从200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这五年间，杨俊所交提案涉及很多方面，诸如文化、经济、米袋子、菜篮子，不一而足。

2013年1月28日，杨俊高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同样，她在笔记里也记下了这时的心情。

我是上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次换届我第一时间的感受是舍不得政协氛围，毋庸置疑，政协是专业人士居多的地方，敢于直言，敢于直抒胸怀，是政协这个环境给我最直接的行动，舍不得是因为政协这五年的学习，让我提高了理论知识，拓宽了我看问题的视野。

当得知我被选上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一刻，我有点欣慰，也有点骄傲，但瞬间就过去了，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追问，我能否做好一名人大代表？相比较，我充其量就是一个态度比较端正、求知欲有点高涨的学生，做好人大代表我还要继续学习，继续努力才行。

她的笔记没有了她平时面对观众的豁达，没有了面对同事的正经，就像小女孩一样可爱，看她的笔记，有时候好像都能看到她吐舌头的小表情。

她当人大代表期间，做了一些议案，当然也不会脱离她日夜为之奋战的戏曲或更大范围的传统文化。

2015年3月4日，赴京参加两会，她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说道：

2013年，我当上了湖北戏曲艺术剧院的院长。

本以为，当院长会很轻松、很高兴，但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院长，当得压力大啊！

压力来自多方面。

首先我要负责那么多员工的生计问题，地方戏本就不是赚钱的行当，员工的待遇上不去，我的心理负担很重。

更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是戏曲的没落。

我心头一直有个疑问：如何把传统戏和百姓需求结合起来，让这些文化遗产活化传承？这个“老大难”

问题，常常让我有无力感。

过去的一年，我这个演员“转行”

成了“调研员”

，东跑西走。

我觉得，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有义务、有责任为地方戏曲做点事情。

我不信传统戏曲传承不下去！

我在调研中发现，单纯依靠市场，难以保护和传承地方戏曲。

转企改制绝不是把艺术院团向市场一推了之，而应打造能够从容应对市场竞争的文化生力军。

今年，我提出了《关于组建湖北地方戏曲研究院的建议》，地方戏曲的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切实保护和扶持，还要营造出适于地方戏曲各剧种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

只有在政府、院团与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下，传统戏曲才能走出困境，健康发展。

这是她履行职责的角度和方法，是从实际出发的，也是可操作性很强的，她忧虑的是戏曲的未来。

她设身处地地考虑改制院团的生存。

“财税扶持、养老保险、人员安置等转企改制扶持政策和措施没有完全落实到位，致使转企改制地方戏曲院团生存问题比较大，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况。

政府对小众的戏曲艺术要‘扶一程送一程’，加大经费投入，增强改制剧院生存资本，让地方戏曲也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