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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依法治国 修订唐律（第3页）

据此，唐太宗告诫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立法的划一性是保证量刑的准确性的前提，可以避免失入失出与畸轻畸重的断案，利于采取罪刑法定形式。

故《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

断罪引律令"反映了唐太宗以刑律的划一性制约法司断案从中舞弊的可能。

贞观立法强调稳定性。

唐太宗指出：“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

。

法不稳定，律文多变，易生繁文，导致严刑。

同时也使人心多惑，无所适从。

多变与少变、不稳与稳定，都是互相比较而言，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必以少变或不变作为前提。

唐太宗要求立法者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事实证明，唐太宗确立的这个立法准则是认真付诸实施的：“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

唐太宗深知，相对的稳定立法，并非一成不变，对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必须顺应时势作适当的修改，但应按照严格的修改律文手续。

《唐律》卷十四《户婚》指出：“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

《唐律疏议》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召集七品以上的京官，集体讨论议决，然后上奏裁定。

这就是说，修改律令权归尚书省，批准律令权归皇帝，互相掣肘，缺一不可，《唐律》规定将修改权与批准权分立，目的也是保持立法的稳定性。

唐初立法注意简约性。

唐太宗于贞观元年下达“用法务在宽简”

的指示，贞观十年又发出“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

的旨意。

立法官员深体上意，斟酌前代法典利弊，所谓“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

，务在“革弊蠲苛”

“刑清化洽”

。

问世后的《唐律》，远较往代刑律简约，以死刑条目为例，“比古死刑，殆减其半”

;也比号称宽简的《开皇律》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七十一条，还废除了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

所谓“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绝非无据。

唐代法律还有以“格”

为称谓的一种形式，法学家也本着“除烦去弊，便于人者”

的精神，从二千余条的繁文中简择为七百条。

可以说，贞观立法是当时最为简约的条文，它有利于健全司法。

因为唐太宗简约法令，意在防止“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

，而导致法出多门的弊病。

上述几点说明，贞观立法，特别是刑法较为完善。

对此，封建法学家早有定评：“《唐律》集众律之大成，又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审慎周详，而后成书，绝无偏倚踏驳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