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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之风（第2页）

尽管如此，他还是下了罪己手诏，说自己有三罪，即知人不明，以私乱法，未能善赏恶诛，以引咎来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这在封建帝王中极为少见。

唐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自觉守法。

有一次，魏徵面奏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老调子，臣下唱过多次，庸主一听就厌，唐太宗与众不同，闻过则改。

贞观十一年，他以近日法司断狱失之公允，询问大理卿刘德威是何原因。

刘德威解释说：“此在人主，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

改变此风的办法是“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

唐太宗悦而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同年，魏徵也直言进谏：“今之刑赏，未必尽然。

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于喜怒。

遇事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

喜怒用刑，不独人主，人臣亦然。

魏徵针砭的是整个司法界的时弊，但要唐太宗承担主要责任，带头守法，不失有识之见；唐太宗“深嘉而纳用”

，不失豁达大度。

臣下奉公守法，吏治清平。

如果说，魏徵督促君主带头守法是可嘉的话，那么，唐太宗训诫臣下遵守法纪，严格执法也是可取的。

君臣互励，相得益彰，树立了贞观一代上下守法的良好风气。

唐太宗鉴于隋末官吏违法过滥的历史教训，要求臣下严格守法。

贞观元年，唐太宗发布诏令，指出律令已颁，“内外群官，多不寻究，所行之事，动乖文旨。”

谆谆告诫臣下以后如有违犯，严加纠弹。

尔后，唐太宗又启示大臣说：“朕见隋炀帝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唯虑有反叛者。

朕意不然，但虑公等不尊法式，致有冤滞。”

唐太宗表白自己与隋炀帝猜忌大臣不同，而是信任臣下。

只是担心臣下是否奉公守法，以致出现冤案。

当然，他强调百官奉公守法的目的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整个统治集团的“长守富贵”

，正如他所说的：“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

披露了他强调守法的真实动机。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唐初循良辈出，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

的局面。

“人知耻格”

是遵法守法的思想前提，“俗尚贞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