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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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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司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君臣比较守法。
仅“守法”
两个字,在《贞观政要》里就反复出现过。
如唐太宗对戴胄说:“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
正是由于君臣上下严格守法,才有唐初封建社会的“治世”
。
据记载,当时社会状况是:“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
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
由是官吏多自清谨。
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这自然是溢美之词。
在封建制度下,哪里有牢狱常空、夜晚不关门的道理?但是,贞观一代,执法严格,吏治清明,社会安定,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帝王引咎自责,自觉守法。
具有雄豪气质与果断作风的唐太宗,难免有时“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
。
断决偶与律信纸相建并不奇怪,通常情况,君主不愿承认,更不用说引咎自责了。
唐太宗乃一代英主,认为此非“小事”
,强调自觉守法。
他对广州都督党仁弘案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党仁弘在任勾结豪强,受贿金宝,以没官的少数民族僚族作为奴婢,又擅自赋敛,被人告发,“法当死”
。
唐太宗怜其年老,又念其元功,从宽发落,“贷为庶人”
。
这自然触犯司法尊严,自知“弄法以负天”
,不愿轻开这种先例,于是采取了“请罪于天”
的办法,经房玄龄等大臣再三劝阻,指出唐太宗“宽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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