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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之风（第3页）

则是官风淳朴的事实反映。

惩办贪官，不徇私情。

吏治要清平，还必须惩办贪官，执法严格。

贞观三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是个劣迹昭彰的贪官，远近颇有臭名。

后来受到了“追还解任”

，即退赔撤职的处分。

他通过书面形式向唐太宗求情，陈述自己原来是秦王府的故旧，希望得到谅宥宽恕。

唐太宗深表同情，派人转告说：“今取他物，只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

这里，唐太宗有点徇情枉法的味道，以“贫”

而“贪”

，不过是为其开脱罪责的遁词罢了。

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指出：“以故旧私情”

而枉法是不对的。

对于贪污分子原谅赐物，还允许继续当官，无助于他弃旧图新，翻恶为善。

况且，昔日的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倘若个个都“恃恩私足”

，这怎能不叫“善者”

惧怕呢?唐太宗听了，“欣然纳之”

，就把庞相寿找来谈话，说：如今“天子”

为四海做主，“不可偏于一府恩泽”

，如果重新任用你，别人有意见，“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

唐太宗总算压抑了自己的“私意”

，而那个贪官只得“默然流涕而去。”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执法而徇私情，法律就会失去自身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魏徵说得好：如果“徇私情”

“背公道”

，“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显然，唐初吏治廉平，是跟执法不徇私情分不开的。

贞观四年，唐太宗告诫，不要干出既损百姓又损自己的徇私贪污坏事。

为了严肃法纪，对重大的贪污犯均处死刑，并在行刑时，诏令各地来京朝见的官员观刑，以惩后任。

用如此“重法”

严惩贪浊犯赃者，其结果则是“官吏多自清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