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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10页）

当局试图更充分地利用妇女的能力，尽管历史学家认为，它在这方面不如英国或美国成功。

没有家庭责任的年轻妇女投入工作，有幼儿的母亲发现自己难以兼顾工厂工作和家庭责任。

妇女志愿的战争工作意义重大，但工业生产对外国工人的依赖远远超过对妇女的依赖。

除了志愿工作外，一些妇女不仅在德国境内，而且在德意志帝国占领的欧洲地区从事有偿工作。

伊丽莎白·哈维（ElizabethHarvey）的研究表明，作为教育工作者和福利工作者，她们在国外传播德国文化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

此外，由于对承担现役作战角色的男子需求的增加，妇女接管了军事行政和文书工作。

大多数女性军人年龄在19～35岁之间，没有直接的家庭责任。

历史学家卡伦·哈格曼（KarenHagemann）指出，“（德国）妇女的部署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规模”

。

战争结束时，约有50万人作为军事辅助人员在工作，另有10000人为安全服务部门工作，40万人在德国红十字会（GermanRedCross）担任护士。

这些妇女像她们的男性同志一样，一次离家好几个月，她们的信件和归来成了德国国内听到战争消息的另一个渠道。

在国内战线，特别是194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被派去操作雷达设备，从高射炮塔上发现敌机。

这些角色使她们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中，其处境有时与士兵所遭遇的条处境当。

她们的经历表明，家庭和战争前线是可以相互渗透和依存的空间。

对空中轰炸的反应

这种渗透性在空战背景下变得最为明显。

盟军对德国的第一次袭击并不是特别具有破坏性，但改进后的雷达技术很快使轰炸机能更准确地瞄准目标。

1942年2月，英国通过一项推进地区轰炸的指令后，突袭变得越来越具毁灭性。

1943年春夏季，对德国西部鲁尔地区的突袭不断升级，包括对克虏伯和曼内斯曼（Mannesmann）等矿山和工业公司的突袭。

其他城市也成为袭击目标，1943年7月的最后一周，英美轰炸机轮番袭击汉堡市中心。

在炎热干燥的天气的助推下，燃烧弹在汉堡警察局长后来估计为22平方公里的一个地区引发了一场大火。

在该区域内，温度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沥青路面熔化，逃离的平民被困在路上。

火焰吸走防空洞里的氧气，令里面的人窒息，并被烧成灰烬。

在街上，警察局长报告说：“孩子们从父母手中被旋风卷走，迅速燃烧起来。”

当地救助轰炸受害者的组织变得不知所措，震惊的幸存者逃散到农村，带去了遍布全国的恐怖故事。

总的来说，有大约3.4万至4万人死亡，约90万人失去家园。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者对空袭反应的关注表明，他们将空袭视为对士气的主要威胁。

为应对突袭，该党及其福利机构——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以热腾腾的饭菜、衣服和前往更安全地区的火车票，试图表现出他们的关切，同时前所未有地介入德国人的生活。

1943年12月中旬，宣传部长戈培尔指出，“在国内，我们几乎只忙于空战”

。

近一年前，为了协调空袭反应，政府成立了部际空战损害赔偿委员会，成员包括各主要部委的代表，以及军方、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帝国青年领袖和其他机构的代表。

戈培尔任指挥官，帝国总理汉斯·海因里希·拉莫斯（HansHeinrichLammers）将他描述为“一个精力充沛、政治地位高、民族影响深远的人”

。

将委员会置于戈培尔的控制之下，突显了空战对士气的重要性。

自1940年以来，对德国的轰炸就一直不断。

如上所述，第三帝国在这之前就已经实施了一项兼具实际目标和心理目标的防空方案。

当市民们清理阁楼上的易燃废弃物并遮住窗户时，他们成了家庭阵线战士。

他们学会了如何用水和沙子扑灭大火，党内志愿者代表（Blockleiter或Blockwarte）监督他们遵守空袭条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