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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9页）

有时，对东部暴力和杀戮的了解似乎影响民众的情绪。

士兵们在日记中倾诉他们对战争的大规模、残酷和无情的暴力的想法，并与家人分享他们的忧虑，甚至有深深的愧疚感和羞耻感。

此外，有人把德国对待犹太人和盟军空袭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

然而，大众舆论可能是矛盾的。

例如，1943年5月，哈雷（Halle）帝国安全局报道说，人们接受了政府宣传的说法，即犹太人对德国水库发动了所谓的“溃坝”

袭击。

一些人的反应是说，“杀死所有犹太人”

，但同一份报告援引了其他公民的观点，即针对犹太人的官方措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如果犹太人没有受到德国人的攻击，那么和平早就到来了”

。

当时，人们对于犹太人遭遇的普遍认识是零星的，常常是模糊不清的。

人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反犹太人的措施，认为应该继续；另一些人则表示关切，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德国对待欧洲犹太人的做法联系起来。

在斯大林格勒之后的坚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初期的乐观情绪逐渐被顽强的简单坚持所取代。

在战争的任何时候，这种变化都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失利后那样明显。

1942年秋天，随着德国军队继续在高加索地区前进，临时增加的配给鼓舞了公众的情绪。

军队已经建立了与东线的航空邮件联结，这意味着一封信花两个星期就能到家，而不是4个星期。

因此，在保卢斯将军（GeneralPaulus）的第六军向斯大林格勒进发的过程中，家属们只在很短的延迟后，就可以跟随到亲人前进的轨迹。

控制这座工业城市是保护军队挺进南方的关键。

保卢斯的军队虽然在进攻斯大林格勒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但还是被红军包围并切断了联系。

德国空军司令戈林急忙宣布，他可以通过空中给封闭的军队发送补给，但大约30万人的需求很快就耗尽了他的财力。

进入深秋，粮食、燃料和弹药都极度短缺，直至12月对苏军的反击失败。

因为希特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保卢斯最初拒绝突破包围圈，但到了1943年1月下旬，他的阵地已经难以防守。

剩下的德军投降了，2月初，战斗结束，口袋关上了。

像这样的战争悲剧常常促使德国人至少暂时求助于宗教当局，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安慰。

希特勒政权与新教徒的关系令人不安，与天主教的关系更不佳，两者都被视为公民忠诚的竞争对手。

然而，最终，纳粹主义被迫接受民众宗教信仰的坚持，允许士兵在占领区参加教堂礼拜，许多战争受害者由宗教当局而不是政党当局安葬。

在斯大林格勒事件之后，戈培尔想保持民众对党的支持，于是拼命地扭转自己的宣传攻势。

紧随斯大林格勒灾难之后，宣传部长于1943年2月18日在著名的体育宫发表演讲，讲德国人民继续战斗的责任，以消除人们对失败的恐惧。

尽管演讲的影片显示，精心挑选的观众回应戈培尔全面战争的呼吁达到了狂热的兴奋程度，但事实上，帝国安全局的调查表明，许多人发现演讲和观众的反应相当假。

戈培尔希望将民众支持的浪潮向更强大的方向推进，以动员国内战线，但此时，这一体系仍保持原样。

妇女与战争

妇女是国内战线上最大的成年人群体，她们对战争的态度如何尤为重要。

国家社会主义者对妇女的政策是矛盾的，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变得更加矛盾。

一方面，该党维护传统观念，认为妇女是母亲和家庭主妇，是基本的照顾者，她们将生育和抚养士兵后代。

政府鼓励结婚和生育，并通过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NSV）发起的母婴计划支持母亲的工作；另一方面，当局还通过德国少女联盟（BuscherM?del）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妇女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schaft）等组织，为离家工作的妇女提供机会。

要注意不应夸大这一“进步”

，因为妇女工作却没有薪水，虽然她们获得了一些领导职位，但她们的决策权有限，她们往往要向男性上司汇报。

然而，历史学家妮可·克莱默（Nier）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组织中的志愿工作为妇女提供了自我肯定的机会，妇女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取利益，例如作为获取带薪工作的桥梁或作为避免义务兵役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