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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11页）

在一些像柏林和汉堡这样的大城市，以及像哈姆和埃森这样的工业中心，建造了巨大的混凝土塔式碉堡，上面有高射炮平台。

柏林塔楼的墙大约有4米厚，每个塔楼可容纳1万人——却仍然只是柏林人口的一小部分。

隧道里也建了公共避难所，城市居民改造了公寓的地下室，这样当警报响起时，他们就可以带上孩子和财物去到地下。

小规模的避难所在遭受直接袭击时几乎提供不了保护，但尽管如此，他们在睡眠中被一次又一次地惊醒，爆炸物砰砰落地，市民们畏缩在黑暗和灰尘中。

在汉堡，除了爆炸物本身，燃烧弹引起的大火导致巨大的生命损失。

众所周知，总体数字很难确定，但最近的研究估计，在战争结束前，德国有35万至38万人死于轰炸。

面对这样的威胁，从濒危地区至少撤离那些社会上最弱势的成员是有意义的。

有限的人口转移在1939年清空了帝国的西部边境地区，但国家社会主义当局仍然对大规模撤离的价值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撤离是一种懦弱的逃走方式。

1940年8月，一份德国空军的报告仍然认为“这些措施对于德意志帝国领土来说是不可能的”

。

儿童疏散计划被称为儿童遣送拓展计划（ErweiterteKinderlandversg，将儿童送往农村的拓展计划）或简称为儿童遣送计划（KLV）。

该名称最初指的是党为城市工薪阶层的儿童提供在农村的暑期方案。

现在，它被用于那些表面看起来像是延长夏令营的疏散计划。

宣传疏散作为一种健康措施可能会让父母更容易接受，避免暗示政府无法保护人们免受轰炸。

1940年9月下旬，希特勒派希特勒青年团团长巴尔杜尔·冯·希拉赫负责疏散10～14岁的儿童，而3～10岁的儿童、孕妇和婴儿则由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照料。

3～10岁的孩子待在寄养家庭，或在母亲怀有孩子或还有其他小孩的情况下，与母亲一起住在集体设施里。

年龄稍大的儿童被安置在青年旅社、旅馆和其他被征用的设施中。

所有儿童的撤离都应该是免费的，尽管当局鼓励有能力的家长出资。

在整个战争期间，父母还可以自行安排孩子住在更安全地区的亲属那里，然后申请撤离人员的津贴和福利。

经儿童遣送计划撤离的儿童通常乘坐500人一组的火车，有时乘坐莱茵河（Rhine）或易北河（Elbe）的轮船，前往指定的接待区。

途中由一名医生和两三名护士陪同，必要时增加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人员。

10～14岁的营地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Lehrerbund）批准的工作人员管理。

男孩和女孩的营地是分开的，遵循大致相同的活动时间表——从早上7点的叫醒到晚上9点的就寝时间。

课程在上午9点到下午1点之间进行，其余时间则用于吃饭、运动，做家庭作业，干轻松的家务活，及通过广播节目和影片进行政治教育。

孩子们的空闲时间是有限的，尽管有些晚上安排读书或手工艺品制作。

前撤离人员艾达·路易斯·沃伊特（Ida-LouisVoigt）回忆道：“可以说，我们总是很忙。”

让孩子们忙个不停，有助于推进他们作为优秀纳粹分子的教育，并有助于解决严重的想家问题。

和其他撤离者一样，14岁的沃伊特（Voigt）非常想念她的家人，尽管几周后她开始明白，“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我只有接受它。

有时我会哭，当然，这也无济于事”

。

在儿童遣送计划开始的时候，当局估计柏林和汉堡大约13%～15%的儿童可能会自愿撤离。

到战争结束时，根据历史学家格哈德·考克（GerhardKock）的说法，实际数字要高得多，85万年龄在10～14岁之间的儿童被送往儿童遣送计划营地（KLVcamps），而同样数量的6～10岁的儿童则同寄养家庭住在一起，另外大约50万名儿童与母亲一起撤离。

因此，仅国家资助的撤离就影响了200多万儿童。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被邀请加入儿童遣送计划。

为发现传染病（肺结核、脊髓灰质炎）和虱子等状况，当局对儿童们进行了体检。

不能被安置在正常群体环境中或与家人在一起的儿童被送到特定的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