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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8页）

考虑到他们的总体待遇，就不奇怪外国工人和战俘都不是有效率的劳工。

偶尔，有关当局也会承认这一点，并根据工作表现过问具体措施。

1942年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帝国安全总局（ReinhardHeydrich’sReichSecurityMainOffice）——也许是最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种族信仰的代表，承认苏联工人的口粮太少，无法维持工作能力。

然而，口粮无法增加，因为在同一时期，德国人的口粮也被削减了。

直到德国的口粮在秋季增加，外国人的粮食供应才得以解决，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外国人的口粮供应仍然低得惊人。

在这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政府选择奉行歧视性政策——即使这些政策破坏战事。

公众对针对犹太人的措施的了解

我们可以从这种不顾经济需要和战争诉求也要继续歧视和非人道待遇方面，来衡量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程度。

证明这种驱动力最好的例子就是第三帝国推行针对犹太人政策的顽固性。

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反犹太人措施的升级，国内战线的德国人对犹太人和其他不被认为是“人民共同体”

成员的人的命运知道多少？20世纪30年代，许多关于犹太人、政敌和其他囚犯待遇的报道都出现在各大报纸上。

当局并没有隐瞒这些信息，而是宣传这些信息，以强化国家社会主义“严惩犯罪”

的理念。

镇压被描述为帝国摆脱危险敌人的方法，报纸的读者被鼓励将自己视为不适用于该措施的好公民。

希特勒以及警察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期望并实际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采取措施打击那些被定义为外人的人。

同时，公开而强有力的警务制度有助于确保公民遵守政府政策。

战争开始后，媒体提供的有关镇压措施的信息少了，但仍不时有报道。

罗伯特·格拉特利指出，由于当局对战时的士气深感担忧，批准这些报道的新闻官员“务必觉得这些报道值得发表，并会得到好公民的接受和欢迎”

。

从1941年9月1日起，所有5岁以上的“非特权”

犹太人都必须在衣服的左胸处缝上一颗黄色的大卫之星。

这项措施将犹太人加以区别，使他们很容易成为公众蔑视的对象。

受害者的可辨识度也使针对他们的罪行更加明显。

对于那些选择观望的人来说，很明显，犹太人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在德国的犹太人总数正在减少。

同样，也常会看到犹太人被赶上卡车，被推上火车，先被带去犹太人区，然后被带到东部的死亡集中营。

市民们还通过来自前线的信件了解被德国宣布为“种族敌人”

的情况，比如前面引用的赫尔曼·吉申的信件。

他们获得的信息是分散的，但德国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并在不同程度上认可了这一点。

国家社会主义者非常善于挑起和强化长期存在的偏见，因为他们教导人们将犹太人视为毁灭帝国的全球阴谋的头号罪人。

这一阴谋先后被描绘成“英美”

或“布尔什维克”

，但背后的关键人物始终是犹太人。

德国各种监狱和集中营不断渗透公共空间，这抵消了战时媒体关于镇压的信息减少的影响。

像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达豪这样的大型和长期营地位于主要城市（分别是柏林、魏玛和慕尼黑）附近，它们还有许多卫星营地。

不断扩大的帝国边界上还开设了新的大型营地，被收容的人被安排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工作。

他们身穿容易辨认的条纹制服，在空袭后还被带到大城市进行清理工作。

在整个战争期间，营地中的非人道状况与消灭犹太人的愿望，与战事对工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尽管剥削集中营劳动力用于战事本应更合乎情理，但国家社会主义者却实施大规模屠杀，这一事实突显了他们对消灭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