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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7页）

据乌尔里希·赫伯特说，其他公司已经开始依赖霍奇蒂夫作为惩罚和威慑，他们很快介入支持盖世太保的这一行动。

到战争结束时，埃尔斯（AELS）的场地一次可容纳约4万人，他们已成为不断扩大的镇压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吸收工人，而且还吸收任何其行为被视为破坏战事的人。

在有些情况下，德国人和外国同事在一起工作相当顺利。

有时，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串通和互助，因为工人们明白，与外国人相处可能有助于维护自己在工厂的地位，工厂不是一个争斗的集体。

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德国工人似乎没有对外国工人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同情，也不关注他们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他们的总体待遇或者他们最初是如何来到德国的。

在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外国人中，苏联战俘可能面临最恶劣的条件。

他们受到德国监管人员的虐待，许多人被派到鲁尔区（Ruhrregion）的矿山做苦工。

在这里，一个当地的矿工可能既监督工作，同时又控制5名囚犯的食物配给，随意和反复无常的暴力机会**了许多人参与工作。

较幸运的是那些在小企业工作，特别是在农场工作的劳工和战俘。

在那里，他们为前线的士兵制造急需的替代品。

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说，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典型的大型农场里，只有一名士兵监管25名法国战俘，而在较小的家庭农场里，一到两名战俘可能白天工作，晚上返回混合的睡觉区，甚至不受监管地待在农场里。

在这些情况下，相对宽松的监督为外国人和当地平民之间的友善提供了机会。

然而，当局认为外国人和德国妇女之间的接触，打开了性亲密关系和种族混合的大门。

对于那些被视为“种族低劣”

的人来说，友善尤其危险。

从1940年6月起，被控与德国妇女“进行被禁的接触”

的波兰男子被当众吊死，纳粹政府和警察机构介入防范。

在他们看来，这是为了维护丈夫不在时德国妇女的道德。

被指控与“种族低劣”

的外国人有牵连的女性被公开羞辱，通常会被剃光头在街上游行示众。

在德国的一些地方，这一做法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认可。

他们认为这为其他人树立了样板。

在托依林加（Thiiringia），800～1000人出来看20个波兰人被吊死。

帝国安全部报告说，警察赶走了另外的600～700人。

然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人们与同是天主教徒的波兰人和法国人有同伴感，他们不赞成公开羞辱。

一些德国人抱怨对女性实行性双重标准，但根据罗伯特·盖尔内特（Rellately）的说法，也有一些人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有罪，也应该被处以绞刑。

在其他国家，战俘与平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尤其糟到禁止，但第三帝国将其视为军事违抗，惩罚很严厉。

战俘被军事法庭审判后，被送进军队监狱进行几年残酷的强制劳动。

妇女在特别法庭（Sericht）受审，理由是她们“破坏了国家意愿而抵抗”

（新成立的“破坏”

罪行）。

他们通常被处以关监禁（Zuchthaus）两年，暂时丧失公民权利，并被要求支付审判费用。

根据拉斐尔·舍克（RaffaelScheck）的说法，大多数与战俘发生性关系的案件都涉及法国人，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走动，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也比其他囚犯多。

这一问题的规模体现在，对法国战俘进行的约1.5万至2万次审判的记录保留下来了，其中80%与被禁止的亲密关系有关。

警方通过隐约的谣言或来自邻居及同事的告发，了解战俘的人际关系。

有时，如果盖世太保发现妇女有怀孕的迹象就会跟进。

在联系紧密的农村环境中，一些妇女发现很难抗拒战俘的接近，尽管明显的强奸案似乎并不多见，德国法官也倾向于认为，如果妇女不同意发生性行为，她们应该会更有力地进行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