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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6页）

购物成了更为公开的掠夺形式的替代和补充。

尽管西欧人遭受了许多苦难，他们的战争岁月记忆就是饥饿岁月，但在苏联，对被占领区的榨取却走得最远。

粮食和农业部国务秘书赫伯特·贝克（HerbertBacke）认为，挖掘东部粮食资源对于“缓解欧洲的营养状况问题和减轻交通运输压力”

至关重要。

德国士兵接到指示，不管国内平民需要什么，都要靠这片土地，正如国防军军需官就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平民所解释的，“每列从祖国运来供给品的火车都会在那里卸下食物。

我们的亲人有东西吃，而俄罗斯人挨饿，这样比较好”

。

随着战争的拖延，德国只能靠彻底耗尽邻国的资源来继续战斗。

利用欧洲被占领区的资源：工人

除了食物和工业资源，帝国还开发人力。

有些人是受到激励自愿来的，例如，德军承诺只要有三人自愿为德国工作，就可以释放一个法国战俘。

但是，绝大多数人被带到帝国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要么是作为战俘，要么是作为强制劳工。

对这两个群体来说，随着战争的继续，工作条件越来越差，口粮越来越少，武断的暴力行为也越来越普遍。

疾病是常客。

尽管德国的每个人都有受到盟军空中轰炸的可能，但外国人尤其处于危险境地，因为工业场所是轰炸目标，而他们没有跟德国同事同样的避难机会。

为了补偿越来越多的德国男子被征来服现役这一事实，德国引进了外国工人。

学者乌尔里希·赫伯特指出，武器巨头克虏伯（Krupp）所在地埃森（Essen）的外国人口从1940年不到1%的低比例增长到1945年初的10%以上。

工人们被安置在营地，口粮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明显减少，并受到随意惩罚。

战争期间，至少有17万苏联工人和13万波兰工人在德国丧生，由于这些数字不包括那些在前往或离开德意志帝国途中死亡的人，实际数字可能高出数十万。

最初，由于担心没有足够多的劳动力，外国劳工受到了相对周到的待遇。

然而，当1940年法国沦陷、120万士兵被俘虏时，德国突然似乎有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并朝着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方向发展。

一些地方的党卫军和警察代表不等上级命令，就禁止波兰人使用自行车——以防逃跑，并禁止他们进入游泳池和海滩。

在整个帝国，他们休假和加薪的权利被剥夺，他们不再被允许进入当地的教堂。

从1942年2月起，所有来自东部的工人被要求在衣服上佩戴一枚印有“Ost”

（东部）字样的识别徽章。

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认为来自“雅利安”

国家的工人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更有效率，德国人还是发现波兰工人同样有效率——如果不能说更有效。

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部得出了颇为矛盾的结论：大多数外国工人都是不令人满意的工人。

他们通过镇压来扭转这一局面，包括开设特殊营地，称作“工作教育营地”

（Arbeitserziehungslager，简称AEL），专门用来“再教育”

懒惰的工人。

虽然第一个营地，即卢登谢德（Ludenscheid）附近的汉斯维克（Hunswickel），是为了提升波兰劳工的工作表现而设立的，但德国公民也被派往该营地。

它是由建筑公司霍奇蒂夫（Hochtief）和盖世太保合作经营的，前者负责工事，而后者监视和惩罚囚犯。

因为在工人被送往这样的营地之前不需要审判，汉斯维克营地（Hunswitkeland）和战争期间在德国及被占领领土开办的其他将近200个埃尔斯（AELS）为工厂和警察处置那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方式。

到1940年底，汉斯维克收容了大约650名囚犯，进行为期6周的“再教育”

。

营地的条件很差，25%的工人通常无法工作。

事实上，霍奇蒂夫发现那些仍能工作的工人也效率低下，于是很快就退出了这一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