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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12页）

其中包括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如聋哑人或盲人，以及患有轻微行为问题和长期尿床的儿童。

规则进一步规定，“在对儿童进行登记时，应尽可能核实他们值得注意的方面和举止的适当性……因其行为和举止而不适合的儿童将被集中在封闭的场所（festeungen）”

。

“良好的行为和得当的举止”

不仅是儿童遣送计划的先决条件，而且犹太儿童，那些来自被贴上“不合群”

标签家庭的儿童以及有严重精神或身体残疾的儿童也被排除在外。

儿童疏散方案的目的是拯救生命，但只是某些儿童的生命，且疏散是根据决策者的条件进行的，而不是所涉家庭的条件。

正如撤离行动提供机会，使儿童在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下聚集在一起，并向他们灌输新政权的原则一样，政党机构利用战争救济将民众中的弱势群体与当局联系起来。

在应对空袭的过程中，理论上，城市当局和政党之间存在着分工，前者负责处理紧急措施，如安置，后者的职责包括“领导和照顾民众”

。

执政党通常优先选择那些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施予者的任务（比如经营施粥场，或者分发衣物），把那些不那么光彩的清理和收费工作留给市政当局。

尽管如此，市政当局和党仍共同努力，在受灾严重的社区附近建立联合管理的行动中心（Einsatzstelleri）。

空袭炸弹受害者在女护士、教师和图书馆员的帮助下，由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或纳粹妇女组织工作人员提供热饮、急救和其他援助。

这些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基本的衣物和现金预付款，并帮助轰炸受害者填写损失申报表。

那些厨房无法使用的受害者会得到一张绿色身份证，凭借它可以从市政、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和军队的施粥场获得援助和食物。

纽伦堡地区的一位官员在1942年8月说：“所有的党和国家部门都在不遗余力地为遭受损失的民族同胞（Volksgenossen）迅速且充分地提供救济，这给民众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

任何不在市区工作的人都被迫离开。

成年撤离者一开始可以去任何他们选择的地方，但是在1943年4月，内政部确立了一个指定的接待区名单，使危险的地区与至少一个南部或东部更安全的地区建立伙伴关系。

这鼓励了跨地区的协调，使监管撤离人员变得更容易。

例如，德国西部一些工业城市的居民被遣往西南部的巴登，而大部分科隆撤离者都去了下西里西亚。

整个战争期间都有撤离人员未经允许而返回原籍的问题。

政府试图阻止这些“疯狂回归”

，这些回归占用了火车上宝贵的空间，并威胁到疏散措施的有序推进。

到1943年，返回的撤离人员达到了惊人的比例，当局对付的措施是拒绝向未经允许回家的人发放配给卡。

没有配给卡，平民就不能吃饭，其目的是让他们被迫返回他们的疏散区。

然而，1943年10月11日，鲁尔地区的工业城市威滕（Witten），300名市民针对这一措施举行示威。

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妇女，有些由她们的子女和丈夫陪同，她们一般是矿工或基础战争工作者。

警方拒绝介入驱散示威活动，因为他们指出，拒绝发放返家撤离人员的配给卡没有法律依据，他们从根本上认同妇女的要求。

对于这些不由士兵养的家庭来说，撤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住在因需要长时间的战时轮班而很难管理的家中。

起初，当局试图进一步打击“疯狂回归”

。

例如，1943年11月2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能屈从于人们的意志，因为人们自然对空战未来可能的发展没有清晰的看法。”

他在当月晚些时候的报道中说，我们面临的最困难的国内政策问题是大批返回的撤离人员。

在当局努力向撤离者和城市居民等提供食品时，整个帝国的人口自由流动使交通系统负担过重，粮食供应也不稳定。

然而，最终戈培尔改变了他对屈从于人民意志的想法，在1944年1月下旬，希特勒下令不得拒绝对未经允许返回家园的撤离人员发放配给卡。

因此，当德国“民族共同体”

成员反对具体的官方措施时，国家社会主义当局少有地改变了路线。

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最终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