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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争与帝国（第10页）

后来，这种做法促成了德国商店、学校和幼儿园等常规德国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占领管理部门通常尽量将德国人居住的地区与当地居民居住的地区分开，但这一尝试只是部分成功。

德国占领人员分布很不均匀。

在被侵吞领土上设有一个完全的德国行政机构，每个职位都由德国人担任，一直到最低级别，且每个专门部门都由德国人配备职员，而在帝国的粮食部门和总督辖区，这只适用于区和市一级。

在军事统治的领土上，德国占领人员比例最小。

在那里，工作是由相对较小的地方军事管理部门完成的，尽管在靠近前线的地区或有许多游击队的地区，往往也会有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

特别是在东欧，占领者将纳粹信仰与把自己视为“优等民族”

的姿态结合起来。

对他们来说，当地居民低人一等，而实际上，当地居民也确实是这么被看待的。

他们极为迅速地使用暴力，无论是针对犹太人还是镇压抵抗——尽管有人针对非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的适宜程度进行了辩论：这不应触及破坏占领军统治的程度。

在占领官僚机构中谋职一般来说能保证让人过上舒适的生活。

一方面，尤其是男人，免于被征召到前线作战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另一方面，在有许多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成为占领工作人员是他们最喜欢的目标。

即便如此，总体来说，在国外供职为人们提供了获得可观财富的机会，尤其是通过对犹太人和其他东欧人的大规模掠夺。

正如最近的研究所证明的，其腐败至少和帝国内部一样广泛。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占领工作人员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尤其是在东欧。

他们抱怨生活水平差，基础设施不足。

许多职员在工作岗位上没干多久，就被转移到其他被占领土，而有些人则进行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行政之旅”

。

这是不同占领区行政当局有如此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占领者在各地享有不受挑战的地位，而且在被占领的东欧，他们可以成为生死攸关的仲裁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土著居民不得不屈从于丧失民族自决权和人身自由的处境。

各国的镇压程度差别很大。

那些被柏林认为是日耳曼人的社会相对来说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佛兰芒人（Flemish）、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被视为日耳曼人，最有可能受到占领者的尊重。

法国人和瓦隆人（Walloons）被视为文明人，与德国人几乎相当地位，尽管这并不适用于战前被说服的民主党人，不适用于任何被怀疑抵抗的人或被追捕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被占领国追杀，在出于政治动机的法庭诉讼中被定罪，或未经任何正当程序便被驱逐到集中营。

特别是在西欧和东南欧，占领者利用宣传为民众提供融入新秩序的机会。

起初，国家败在德军手下给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带来了严重冲击，各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都因此失去了合法性，支撑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和惯例被占领国破坏或禁止。

但丹麦是唯一一个在德国占领期间可以保留王室和政府的国家。

甚至连政党都继续存在，并在3月4日举行了正式的议会选举。

其他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则纷纷逃亡，并通常在伦敦建立一个流亡政府。

精英阶层在被占领下所经历的根本变化表现为多种形式。

波兰和苏联的精英遭到迫害和谋杀，而其他国家则受到“清洗”

，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人员被解雇。

军队的首脑们不由分说都成为战俘或被遣散。

而对于行政、商业和教育领域的精英来说，情况又不同。

如果他们没有逃走或被解雇，这些精英，特别是西欧和北欧的精英，可以继续留任。

甚至当地的警察武装也有相当高的承续性。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被占领的苏联，多达10%到15%的辅警曾在斯大林政府的某个时期服役过。

在德国占领下，保持民族特性的机会非常有限，只有在“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