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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争与帝国（第11页）

的环境下才有可能。

特别是有合作政府的国家，形成了右翼民族主义独裁文化。

法国维希政府的口号“工作、家庭、祖国”

（Travail、Famille、Patrie）是这种社会保守主义倾向的典型代表。

这种口号有一定反响，因为许多人在战败后寻求国家复兴。

这样，法西斯倾向被融合进来，却并不主导公共话语。

在这种环境下，一种右翼民族主义文化发展起来，许多知名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投身进来，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战前表达过有利于德国的观点。

尽管印刷媒体由占领国控制，要通过审查制度，但他们仍然是广泛和老练的。

大多数国家有自己的文化机构。

例如，比利时见证了佛兰芒文化名副其实的繁荣——原本在战争之前佛兰芒文化曾感到有些衰落。

在占领期间，除了波兰和苏联取缔了无线电广播外，当地的记者主导着新闻和无线电广播。

当然，这种文化是极大地适应“新欧洲”

（NewEurope）的，而且是强烈反犹的。

至少到1942年，各社会不得不适应德国永久统治的认识，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转折点之后，一种新的观点才发展起来，以期在战后时代恢复主权。

在此阶段，占领国寻求其他的融合战略，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已经全面展开。

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后，描绘了欧洲大陆在1943年苏联开始进攻后将受到严重威胁的场面，并号召大家加入到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来。

卡廷（Katyn）附近的乱葬坑是发现苏联秘密警察的受害者的地方，其在德国的宣传运动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它坐落在中东欧和东南欧异常反共社会的沃土上，当地人担心他们将会是第一个被红军侵略的对象。

与此同时，德国宣传部正敦促向斯拉夫人，甚至是波兰，提出更积极的合作提议，公众歧视即将被消除。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个别团体开始与占领国合作（尽管通常被蔑称为“勾结”

）。

占领者最先接触的是支持德国统治的右翼民族主义团体。

尽管这种支持必须完全符合德国的计划，因此换言之，这种支持通常没有呈现为民族自治的前兆。

因此，德国人很快就对波罗的海国家或乌克兰西部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在1941年提供的服务感到失望。

在波兰，占领国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提案。

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依靠社会较保守阶层的支持建立起了合作政体。

有足够数量的本地人随时可以来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工作，甚至可以建立民兵组织替代兵役。

特别是武装党卫军很快就试图招募本国民众参与到国外军事行动中来。

起初，这些人主要是来自法西斯集团的西欧和北欧人，但从1943年春天开始，组织还招募了反对共产主义的东欧人。

此外，党卫军首领希姆莱也成功地从德国境外的德国少数民族中招募了许多人加入武装党卫军。

只有地下运动在德国占领下享有真正的自治权，尽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比长期以来所被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范围也更为有限。

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反对派组织规模很小。

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对手——欧洲的共产党人，一直在等待中，直到1941年6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被打破。

其后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的武装抵抗快速发展起来。

特别是在苏联，这些组织往往是由共产党、红军或秘密警察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些组织大多在1941年底被捣毁，但在1942年又系统地集中建立起来。

在其他国家，地下组织只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抵抗运动在波兰发展得最为广泛，流亡政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国家，有政府、武装干部及反文化运动。

与共产主义团体形成对比的是，“本国军队”

（HomeArmy）起初并没有挑起与占领国的武装对抗，以避免遭到以屠杀平民的形式进行的可怕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