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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屠杀（第9页）

这本书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大屠杀的唯一驱动力，而德国则被这种恶疾所感染。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只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才急剧高涨，其他几个国家至少也受到了同样严重的感染。

此外，许多犯罪者不是德国的，而是属于当地的辅助者或盟国。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在他1992年出版的《普通人》（NormalMen）一书中，也尝试考察犯罪动机。

布朗宁认为，他调查的后备警察之所以扣动扳机，主要是因为同伴的压力和对权威的服从，因此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的调查结果。

但是，虽然有些人最初可能对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有疑虑，但事实是，德国警察、党卫军甚至正规军，也很少报告说难以招募士兵去杀害其他人，即便是拒绝或逃避命令，其惩罚也最多可能是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前线。

在战后德国无数的司法调查和审判中，人们发现，被告是否对这种行为有任何内心的反对，以及他们在事件发生多年后关于这种反应的陈述，都无法从表面上看出来——德国的犯罪者经常性地、高效地和无情地进行大规模屠杀。

这些行动通常由盖世太保官员以及其他警察和党卫军人员作为安全警察执行，但在德军占领城镇的阵地上，还有许多德国人，如正规士兵、消防队成员、行政人员、工程师、铁路人员等技术专家等，以及这些男人的家人，包括他们的妻子、女朋友和情妇，他们的孩子，有时甚至是他们的父母也同时目睹杀戮，偶尔还参与其中。

几乎一半的大屠杀受害者不是在隔离的灭绝营中被杀害的，而是作为公共事件通过大规模枪击执行的。

他们被执行时所在城镇的所有居民都能看到或听到，因此，没有谁能逃避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而且他们往往足以从受害者留下的东西中获利。

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把大屠杀理解为一场复杂的、机械的和非个人的工业谋杀，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在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在东欧，造成了一种人人都扮演着这样或那样角色的种族灭绝惯例。

旁观的视众，或漠不关心，或关切，但在事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且（我们愿意认为）“内心是反对的”

这样一种安慰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后捏造的，受害者的叙述显然没有证实这一点——这些叙述描绘他们被所有人追捕和谋杀。

战争快结束时，希姆莱做了重新考虑。

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命运，而不是所在组织发动的世界历史事件，他寻求与盟国谈判的方式，并愿意释放一些集中营囚犯，以换取自身安全。

当一切结束时，他持假证件企图逃跑但被逮捕，在可能被识破前实施了自杀。

对一个自称是一个由无畏、无情的勇士组成的新种族缔造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希特勒认为他的首席刽子手最后的背叛是可鄙的；元首甚至比希姆莱更深信战争胜利和杀害犹太人是同义词。

因为德国失败了，雅利安民族（而不是其不屈服的领袖）证明了自己与其他种族不同，特别是斯拉夫人。

这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根据这一点，权力即正确。

希特勒甚至在下令和策划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种族灭绝之后，仍确信帝国的失败是犹太人的胜利。

正如1945年4月29日——他在柏林碉堡自杀前不久，在最后的遗书中所写，摧毁德国的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或服务于犹太利益的国际政客所期望和煽动的。

然而，他仍坚信，“在我们城镇的废墟和纪念碑中，将会滋生出对那些对我们犯下所有这一切的最终责任者——国际犹太人及其帮助者的仇恨”

。

他的遗书的最后一句敦促“国家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人严格遵守种族法，无情地反对所有民族的普遍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

许多被控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官员从未动摇过必须根除这一种族的信念，甚至在事件发生几十年后，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也没有任何悔恨的迹象，而是对自己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

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Hoss）在1947年被处决前不久就这样写过；索比博尔和特雷布林卡的指挥官弗兰兹·斯坦格尔（FranzStangl）在20世纪60年代末审讯期间接受记者吉塔·塞雷尼（GittaSereny）的采访时，未能表露出任何悔恨之意。

而帝国驱逐出境问题权威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其职业生涯贯穿了整个时期——从迫使奥地利犹太人在1938年沦为一贫如洗的流亡者，到1944年将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表现出对其在阿根廷期间所作所为的自豪感，并于1962年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说“悔恨是小孩子的事”

。

正如哲学家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h）在其研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BeforeJerusalem）一书中详细而令人震惊阐述的，他并非种族灭绝机器的一个齿轮，而是一个执着的思想家，即便在他的上司希姆莱下令阻止他之后，他仍试图继续杀害犹太人。

事实上，艾希曼在战后阿根廷的德国流亡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名望，夸大其在实施犹太人种族灭绝中的重要性。

汉娜·阿伦特（Ha）在其1963年对这一审判——《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研究中称之为“恶魔的陈词”

。

但这并不适用于艾希曼，或其他许多犯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