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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屠杀（第10页）

她认为他们只是“案头杀手”

、小职员和野心家，他们既没有良心，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反犹太偏见，只是想继续自己的事业。

如果说这里有什么陈词滥调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精心策划的那些巨大罪行是解决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完美的合理方式。

这有助于他们晋升职位，加强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但让他们充满自豪和成就感的是，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不可想象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之成为惯例。

清算

相反，种族灭绝幸存者经历的解放是一个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令人不安和矛盾的事件。

一方面，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些差异投射到那些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的记忆中。

19441945年，当红军席卷东欧和中欧时，解放了仍躲藏在小股游击队和森林营地中的少数幸存犹太人。

苏联人也到达了灭绝营，其中一些已经被德国人完全摧毁，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迈丹尼克集中营已经部分撤离。

苏俄犹太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Grossman）写了一篇令人痛心的报道，讲述他第一次见到特雷布林卡的遗址，了解到特雷布林卡是一个专门用于大规模产生尸体的设施。

波兰犹太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福特（AleksanderFord）制作了第一部关于解放迈丹尼克灭绝营的纪录片。

对犹太人来说，红军的到来意味着解放，而对他们的许多基督教邻居来说，这意味着重新被占领。

在乌克兰西部，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奥恩-乌帕（OUN-UPA）的战士仍在继续抵抗苏联，这些自由战士杀害犹太人的行为甚至在红军到达后还在继续。

民族主义者经常将苏联人视为犹太人或为犹太人利益服务的人，而对于犹太幸存者来说，意识到一些前线的苏联部队是由犹太人管理的，这几乎是奇迹。

在波兰，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政权被许多人视为犹太人的报复，而逃亡到苏联的犹太人返回波兰，引发了对他们可能要收回财产的恐惧。

这些情绪，再加上战前时代内化的反犹太主义，以及德国统治期间犹太人被视为猎物的看法，引发了暴力大屠杀。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发生在1946年的基尔切（Kielce），40多名犹太人被杀。

这种对犹太人回归的反应，以及“犹太共产主义神话”

（Zydokomna）的复苏，导致在大屠杀后返回波兰的近25万犹太人，向西方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大规模移民。

在西方，盟军的到来解放了许多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在政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用来监禁纳粹主义真正的以及被认为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敌人，而不是犹太人。

这些集中营，如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布痕瓦尔德（Buwald）和达豪，只有在战争结束时，随着红军不断深入德国占领区，东部劳改营的囚犯被派往西部进行可怕的死亡迁徙，才关有犹太人。

这些死亡迁徙的幸存者到达德国集中营时，饥肠辘辘、病态不堪、精疲力尽，正赶上这些机构的管理开始瓦解，许多人死在那里。

对西方盟国来说，他们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塑造了他们对大屠杀的看法，或者说他们对于纳粹政权对政治抵抗者和无辜平民所犯罪行性质的理解。

正如在西方，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也一直不清楚，在东方，国防军的后方被红军击溃——在那里，绝大多数德国军队战斗并被杀害，因此，这次与集中营的遭遇也造成了对纳粹罪行真正含义的错误理解。

在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阿伦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尔·希尔伯格（RaulHilberg）当时刚发表的研究报告《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尽管她曾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读者反对该报告发表）。

希尔伯格使用了为纽伦堡法庭收集的德国文件，与该法庭一样，他认为，使用幸存者证词增加了一个主观因素，这既不具有历史可靠性，也无助于说服公众“似乎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发生”

。

但他的书，基于一篇被他导师警告说将结束他学术生涯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作为先导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最终确立了大屠杀在20世纪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并将其从“仅仅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

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今天对大屠杀进行的重新解读和重写都是基于一个几十年前不存在的前提，即我们不可能在不将大屠杀的历史融入其中的情况下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

如果这里有一个警告的话，那就是：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将自己与已经成为21世纪标志的大规模危害人类的罪行割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