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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屠杀（第8页）

这一论调将种族灭绝重新定义为一种经济上合理的政策，而不是全面战争时期的疯狂意识形态。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身体强壮的人被活活累死，他们也就成了无用的、消耗食物的人，可能会被依次屠杀。

洛兹犹太区被德国人重新命名为利茨曼施塔特是这一逻辑下一个尤为可怕的例子。

犹太社区及其领导人也陷入其中，疯狂地试图生存下来。

犹太区的首领查姆·拉姆科夫斯基（ChaimRumkowski），决心通过动员犹太居民为德国人有效地生产战争物资来拯救尽可能多的人。

作为交换，他把那些被认为无法工作的人都交给了德国人。

1942年9月，拉姆科夫斯基（Rumkowski）要求犹太区（该犹太区在1940年4月建成，已经有超过16000人）的余留人口“把你们的孩子交给我”

，声称他们的牺牲“会让其他人生存下来”

。

事实上，洛兹犹太区是德国控制下仅存的大型犹太人集中地；但1944年8月，在红军到达前不久，德国人将包括拉姆科夫斯基在内所有余下的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拉姆科夫斯基是犹太人与德国人合作的一个例子。

他们的目标是“拯救可以拯救的东西，但他们的做法往往使德国人更容易杀害犹太人”

。

德国人在整个东欧建立的众多犹太委员会本应在犹太社区和占领者之间进行调解；他们通常得到犹太警察分队的帮助——这些分队对犹太区或犹太人居住地区进行内部控制。

但是这些犹太警察部队装备着棍棒、穿着制服，也帮助德国警察和当地的辅助人员包围犹太人并驱逐他们。

许多犹太警察的所作所为既是为了自救，也是为了保护家人。

最终，他们中的多数也被杀害，如同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一样。

同时，这些警察也成为许多犹太区和集中营中形成的犹太人抵抗组织的目标，因为他们被视为叛徒，象征着与德国人的合作。

另一方面，不少犹太警察一旦在自己的家人和社区居民被屠杀后，最终也加入抵抗运动。

1941年底，威尔诺（Wilno）犹太区的犹太抵抗运动指挥官阿巴·科夫纳（AbbaKovner）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写下的座右铭“让我们不要像羊一样走向屠杀”

，成为各地犹太抵抗运动的口号。

虽然小股的犹太游击队在森林里活动，有时与苏联游击队合作——尽管他们经常遭到民族主义地下战士的袭击——但1943年4月，在华沙犹太区爆发了对德国人最大的一次抵抗，起因是华沙犹太区30万人中的三分之二在特雷布林卡被毒死。

虽然与德军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对德军来说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几乎没有代价的调遣，但它对当时和随后的犹太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也是直到1944年波兰在华沙暴动之前，被占领欧洲截至当时最大的一次民间暴动，许多幸存的犹太人也因加入战斗而被杀害。

另外三次暴动象征着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所处的可怕困境。

1943年8月在特雷布林卡，同年10月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和索比博尔，索德尔-孔曼多（Sonder-kommando）小组的大批犹太成员（负责脱掉受害者衣服，把他们带进毒气室，然后在火葬场或柴堆里处理尸体），站起来反抗警卫，试图逃跑。

这三次暴动中的大部分成员要么在随后的搏斗中被打死，要么后来被抓获并杀害。

至少在比克瑙事件中，起义者还炸毁了火葬场的一处设施，目的不仅是逃跑，而且还希望阻止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屠杀。

然而，这些暴动的道德难题是，在此之前，这数百名年轻、强壮的男子曾极大地协助了德国人的工业屠杀行动，而徒劳地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活命。

由于他们还负责整理受害者的物品，很容易将他们洗劫一空，因此索德尔·孔曼多工作人员的饮食和衣着也比其他囚犯好得多，他们在黑暗的中心地带过着一种可怕的特权生活。

可以肯定的是，索德尔·孔曼多所有成员都知道，他们迟早也会被杀：他们已经看到了灭绝系统最深处的运作，这意味着他们绝不能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

但他们选择充当这种角色，有时甚至目睹自己的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被杀，这使得他们成为普里莫·列维（PrimoLevi）所称的“灰色地带”

的象征。

拉姆科夫斯基和其他许多犹太委员会成员及犹太警察也有可能属于这一灰色地带。

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JonahGoldhagen）发表了一项名为《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Hitler’sWilliioners）的研究。

这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认为在大屠杀中，德国人受到了驱除论者特有的反犹太主义的驱使，这种反犹太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因此，找到愿意杀害犹太人的德国人从不是一件难事，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很喜欢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