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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摄影和电影（第12页）

1933年，冲锋队拍摄了全国范围内抵制犹太人商店的照片，并张贴告示，任何胆敢越过抵制线的人将被拍照。

冲锋队还羞辱了所谓的“混合种族”

夫妇，让其在街上游行示众，强迫他们在脖子上挂上大牌子，承认“我掠夺了一个基督教少女”

或“我是一个德国女孩，让自己被犹太人玷污”

。

这些公开的羞辱行为经常被拍照记录。

康兹、普雷恩和怀尔德表示，在一个东方小镇——弗里斯兰镇（Frisiantown）里，当地纳粹党支部委托一个药剂师拍摄这种游行的照片，后来他把照片放在他的商店橱窗里展出。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时，国防军士兵羞辱了在华沙街头的正统犹太人，在镜头前剃掉他们的胡子和耳朵周围的头发；或者强迫他们做丢脸的体操，同时拍摄他们的照片。

据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Nichardt）说，这个德国小镇里最后一批犹太人于1941年从巴特诺伊施塔特（Bad）被驱逐到东部的照片被放大到海报尺寸，并放在市中心展览。

就连入侵苏联后，在被占领的东方领土上发生的一些枪击犹太人事件，也显然是为了拍照而上演的。

与上面讨论的私人照片中的拍摄对象不同，这些犹太人受害者对他们如何或是否出现在这些照片中没有任何发言权。

显然，强迫受害者拍照的实际行为对肇事者很重要。

这些照片本身将成为德国人与他们的种族敌人或其他敌人算账的纪念品。

在这种情况下，摄影是权力的行使。

能够有犹太人的婚礼照片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无法指望犹太人会不顾纳粹占领、不顾被驱逐和被消灭的威胁而结婚。

婚姻的前提是对某种未来的期望，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些照片中的很多人都不会存活下来。

难道他们不知道不久将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吗？他们是在自欺欺人，以为自己能活下来吗？1942—1943年间，在希腊萨洛尼卡（Salonika，Greece）举行的一场婚礼的照片说明告诉我们，这对夫妇的“婚礼是在他们被驱逐前两个月匆忙安排的，这样他们就能待在一起。

这对夫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丧生”

。

然而，知道这些照片拍摄的故事之后，我们反而很难理解这些照片最初展示的内容。

我们也许知道这些照片里的大多数犹太人是活不下来的——事实确实是这样。

认识到我们的“现在”

和他们的“那时”

之间的距离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犹太夫妇和他们的亲戚是微笑着的，为什么他们在战时物资稀缺和纳粹迫害的极端条件下，花费这么多精力和聪明才智去寻找婚礼礼服和一场“体面”

的婚礼所需要的一切。

这些犹太人婚礼的照片并不是试图否认大屠杀的可怕现实，而是有意识地通过表明一小部分常态和对未来的希望来否定大屠杀的怪诞异常。

犹太人婚礼的照片也可能暗示犹太人有时可以用摄影来挑战纳粹宣扬的反犹太人的恶毒形象。

在这些私人照片中，犹太人展示了自己希望被看到的一面，而不是纳粹描绘的那样。

到1945年初，德国人的视觉世界正在迅速缩小。

如果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确实还活着，而且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他们会发现已经很难买到一本插图杂志或找到一家仍在营业的电影院了。

除非去黑市，否则士兵和平民可能无法买到相机胶片。

随着纳粹帝国的边界在东部被红军压缩，在西方和南方被盟军击退，德国人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的战争画面越来越接近帝国本身。

电影这个视觉领域尚未受到影响。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戈培尔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其他资源来制作电影，如《明希豪森》（Mün，19421943[1]）中的奇妙特效，或制作1945年1月30日上映的维特·哈兰（VeitHarlan）的电影《科尔伯格》（k）中描绘的民族救赎的历史剧。

这部电影描述了1807年普鲁士军队在波米兰尼亚的要塞科尔伯格镇对拿破仑军队的英勇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