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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筑与艺术（第11页）

然而，这部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命运》（OFortuna）这首歌也成了公认的经典。

奥尔夫的成就无疑对音乐学家鲁道夫·斯蒂芬（RudolfStephan）的说法提出了挑战。

因为斯蒂芬曾说，1933年至1945年期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真正出现的杰作中没有发挥作用”

（他补充道：“它没有创造任何积极的东西，只会破坏。”

）。

如上所述，非官方音乐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音乐历史学家帕梅拉·波特（PamelaPotter）曾指出：“音乐审查制度可能是最不严格的，因为政府或警方控制范围之外的音乐渠道种类丰富、数量众多，所以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最不现实的。”

“某些作曲家，如保罗·冯·克劳瑙（PaulvonKlenau）和温弗里德·齐利格（WinfriedZillig）尝试了序列音乐，而由受过古典训练的音乐家演奏的‘沙龙舞曲’在大多数城市中心十分流行，甚至偶尔出现在国家控制的电台中。”

这种音乐的一个变种，有着浓重的小提琴成分（通常给音乐一个更“甜美的音色”

）也是常见的。

因此，“娱乐音乐”

一定程度上很有包容性，就像有时戈培尔和其他纳粹当局那样。

爵士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入德国，有些人认为是德国战俘在法国的军营里听到了爵士乐，从而助力它流行起来，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莱茵兰的盟军占领军带来了爵士乐。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剧院和卡巴莱夜总会的兴起推进了这一新音乐模式的发展。

摇摆青年（TheSwingYouth）和雪绒花海盗（EdelweissPirates）构成了更具体的亚文化，他们借用爵士乐和大胆的美国摇摆音乐。

1940年2月，大约500名摇摆舞者在位于汉堡-阿尔托纳（Hamburg-Altona）的凯瑟霍夫酒店（KaiserhofHotel）主楼附近的一个隐蔽大厅举行了一场准公开舞会。

盖世太保的一名特工报告说：“摇摆舞太可怕了，伴着英国歌手演唱的英国音乐，而我们的士兵还在与英国作战。”

音乐只是雪绒花海盗身份的一个方面。

这些“海盗”

大部分是年轻人，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他们离开学校以躲避希特勒青年团，但要入伍又太年轻。

这些“海盗”

以多种方式反对纳粹政权。

尽管组织松散，但他们把希特勒青年团当作一个敌对的街头帮派，伏击巡逻队，并以痛打他们为荣。

他们也会采取其他反抗当局的行动，比如帮助逃兵。

但不管是音乐俱乐部还是徒步旅行，“海盗”

们更多是为了寻求自由。

他们这种利用爵士乐和流行音乐来抵抗当局的亚文化成为好莱坞电影的素材。

虽然这些年轻人未能成功改变政权的进程，但他们在越轨行为中却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文学

第三帝国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丰富，却似乎处于同时期其他艺术形式的阴影之中。

这可能是因为希特勒政府没有像提拔某些建筑师、艺术家和音乐家那样提拔作家。

但我们知道，希特勒实际上是位狂热的读者，他拥有一个超过1.6万本藏书的图书馆。

他经常读书到深夜，还在书上做批注——学者们已经开始对这些批注进行分析。

帝国文学协会作为一个庞大而重要的社团组织也很突出：战争初期，它管理着3000名作家、2500家出版社、2.3万家书店和50个国家文学奖。

在第三帝国期间，平均每年有2万本新书出版，这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图书生产国。

因为德国民众的识字率接近百分之百，文学被当作一种重要的宣传形式。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第三帝国时期最畅销的书，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从未读过这本书，但它的销量已经达到600多万册。

希特勒政权还推广其他主旋律题材的作品，比如元首崇拜、种族等级信仰（以及随之而来的反犹太主义）、人民与土地之间的精神联系〔《血与土》（BlutundBoden）〕，以及超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