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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就聚集在牧师门前,并把这两名天主教徒拖到外面,在街上追赶、嘲笑他们。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下萨克森州(LowerSaxony)的一名工厂老板身上,他被迫参加投票,然后被关押起来并受到虐待,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
此外,还有人在街上被人追赶,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没有投票,因为我并不关心德国的荣誉与和平。”
尽管这些可能只是个例,但它们确实揭示了普遍存在的压抑和恐惧氛围,这足以迫使大多数选民服从。
在选举之前,大部分选民获准在家乡以外的地区投票——这表明了一些选民在试图逃避压力。
据推测,许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选举日不受骚扰——要么根本不投票,要么在更匿名的环境中投“反对”
票。
政府对这一事态做出的反应是,规定投票站应开放到18点,以使每个选民都有机会投票。
成千上万的选民要么拒绝投票,要么投了“反对”
票,这一事实表明,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的选举和公民投票不仅仅是认可和服从的仪式,同时可能也是民众疏远或反对该政权最重要的机会。
这仅仅不适用于1933年3月的选举,因为尽管纳粹施加了巨大压力,但仍有56%以上的选民投票反对希特勒成为独裁者。
1933年11月的选举结果更值得人们注意,当时独裁政权已经完全建立,但仍有210万张“反对”
票;而在1934年的公民投票中,更有430万张“反对”
票。
然而,有人反对这一点,认为反对派的大量投票表明,选举期间对政敌使用恐怖手段属于例外情况,但是提出反对意见是有可能的。
“第三帝国”
的政治节日
在今天看来,1933年至1939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节日对纳粹统治的重大意义很容易被低估。
纳粹德国对民主的破坏以及该政权对其认定为国家和“雅利安人种”
(Aryanrace)的“敌人”
所使用的残酷武力,最终以“大屠杀”
收尾,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纳粹德国的看法。
欢乐的节日和热情的民众为希特勒欢呼的景象,与这段充满压迫、暴力和恐怖的历史并不相符。
然而,节日和恐怖融入到自我庆祝的“民族共同体”
——这与暴力排斥“共同体异类”
并不矛盾,二者是密切相关的。
一些特别狠毒的镇压措施与壮观的庆典密切相关就能证明这一点。
1933年3月21日,普鲁士历史与“第三帝国”
之间精彩地上演了所谓连续性的一幕——后被称为波茨坦日。
两天后,《授权法案》的通过摧毁了民主。
就在100多万人在柏林庆祝5月1日全国劳动节仅仅一天之后,纳粹政权就摧毁了自由工会。
在1935年纳粹党帝国党代会期间,在密室中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目的是剥夺犹太人的权利,这是纳粹党“年度政治仪式”
中最复杂的活动。
在纪念1923年纳粹党慕尼黑暴动失败期间,希特勒和戈培尔发动了恐怖行动,致使数百名犹太人于1938年11月9日死亡。
有时,暴力和压迫甚至被伪装成一种庄严的仪式,就像1933年5月的“柏林焚书”
事件一样。
然而,如果将“第三帝国”
举行的众多节日仅仅看作准备实行暴行的平台或转移民众对压迫措施注意力的策略,那就是大错特错。
在面向本国和外国人民时,政治节日也有助于纳粹政权进行形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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