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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举公民投票与日（第9页）

而在选举日当天，他们不知疲倦地把自己的同胞送到投票站。

与斯大林的做法如出一辙，希特勒利用选举来控制他的特工，并甄别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没有法律规定选民必须投票，但到处都有党员、报纸、广播和热心的公民提醒他们绝对有必要投票，以及“对元首表达忠诚和感激的义务”

。

1934年公民投票的前一天，戈林告诉德国人：“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否则就证明他们不值得元首信任。”

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示范展示给全世界，这个示范将扫除关于新德国的所有谎言和歪曲的事实。

我们必须表明，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和德国人民在所有的思想、行动和情感中融为一体”

。

由于魏玛选举法（包括无记名投票）仍然有效，所以没有人因为拒绝投票或错误投票而被送上法庭。

然而，也存在一些公务员因没有投票而受到纪律处分的情况——尽管内政部长不允许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讨论。

由于内政部长明令禁止骚扰非选民，为了施加更大的压力，纳粹想出一个办法——标记那些已经投过票的人。

因此，在整个帝国，游说者到处分发徽章来确定谁投过票。

有报纸报道称：“每个人都佩戴着‘赞成徽章’并引以为傲。”

在一些地方，游说者还会分发“履行选举义务证书”

。

纪律处分、共谋、反抗

一位美国记者分析了1938年的公民投票。

据他分析，纳粹用暴力的方式吞并奥地利，从本质上说，并不能算是胜利。

“国家社会主义法规定举行全民投票，以这样的方式，才能使合格的选民牢记其在决定国家命运方面所承担的责任”

。

这一观察相当敏锐。

1933年11月选举的前几天，老牌自由派报纸《福斯日报》（Vossisg）刊登了一篇对戈培尔的采访。

在采访中，记者不断提问，如果只有一个政党，不再有任何反对党，那么议会选举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最后，这位记者一针见血地总结道：“既然如此，国会选举就必须是一项针对德国选民有正确思想和内在纪律的考验。”

于是，宣传部长回答说：“没错。”

通过投票，每个公民都可以表明自己对该政权的认可。

民众前往投票站的过程变成了一种服从表现，甚至是同谋行为。

必须保留自由投票，以提高服从仪式的重要性。

这不仅涉及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投票，而且还涉及选举日的提前投票，这在每个独裁政权中都被视为特别忠诚的证明。

欢庆的气氛也为选举增添了具有忠诚特点的色彩。

纳粹党报纸《国民日报》（ung）就对1936年3月的选举写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举活动，这是一个庄严的庆祝活动，每个人都很荣幸能够通过投票来感谢元首做出的所有伟大功绩和成就。”

抵制这种宣传、不投票、投“反对”

票或破坏选票到底多么困难？一般而言，即使投票是保密的，民众也不得不考虑反对的声音。

游说者施加的压力较为温和：中午过后，为了让那些还没有投票的选民投票，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和众多纳粹党员会去这些选民的家里。

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冲锋队成员会在街上呼喊着追赶那些没有投票的人，一群人在旁边大喊：“把他们捆起来!”

选举期间的压力可能更大：1936年3月29日，在萨尔州的一个村庄，一名助理牧师和他的管家在投票站投票。

结果，一个纳粹分子开始怀疑他们，然后悄悄地在两张选票上标记上墨点。

在统计选票时，发现两张选票都投了“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