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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纳粹夺权（第9页）

因此柏林内政部的官员和各州的部长们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

从他们部门间的通信表明，官员们发现，按照规定与犯罪者结成民族团结的大局，但当这个大局和他们自己的是非观念之间发生冲突时，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由占了上风。

在给外国外交使团的报告中，官员们对袭击轻描淡写，歪曲真相，为袭击者找到了各种借口和开脱的理由，不惜一切来解释对犹太人的侵害并使之合理化。

为了弱化犯罪者的罪行，受害者往往被控告莫须有的罪名，一位名叫伍珀塔尔（Wuppertal）的牙医和一位名叫威斯巴登（Wiesbaden）的乳业商人被谋杀，原因是他们被指称为“共产主义者”

；一名富裕的波兰商人被殴打，原因是他是一位“有名的共产主义者”

；另一名受害者则是因为他大喊“所有德国人都是猪猡”

。

然而一个人被六个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包围着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

当其他借口用尽时，报告里偶尔会说，袭击发生在“国家最兴奋的时候”

。

总之，反犹攻击的受害者不可能指望得到官僚机构的帮助。

官僚们的报告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袭击事件的责任在于受害者。

新教教会的回应则更进了一步，不但否认发生了大量袭击事件，实际上还支持这些法律措施。

4月26日教会领导人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者强调犹太人完全垄断了某些职业，因此教会官员发现自己无法反对“依法解决这一问题”

。

新教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赫尔曼·卡普勒（HermannKapler）坚持认为，鉴于犹太人自1918年以来取得的进步，国家采取保护措施是“理所应当的”

。

还有，新教教会明显地对国家政府感到心满意足并且害怕疏远新主人，仅凭谨慎这一点，就必须保持沉默。

政党、军队、官僚机构和教会的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

出于各种动机他们做出相应的反应，其中包括国防军将军们的漠不关心，教会的谨慎恐惧和公然反犹主义，以及心甘情愿与官僚机构沆瀣一气，各种动机混合在一起，正是1933年很大一部分德国社会的特色。

除了2月4日颁布的法令开始了对新闻界的审查之外，钳制公开和半公开的言论也早早就开始了。

在《三月授权法案》签署两天前，兴登堡签署了《背信弃义法令》（PerfidyOrdinance，有时也被称为《恶意法令》）。

根据该法令，“明显歪曲真相的断言”

可能会诋毁“该帝国的福祉或政府、国家社会党或其组织的名声”

，可以被判处两年监禁。

该法令开放性的措辞允许任何形式的解释。

即使是只谈事实，如果有批评该政权的迹象，也可能遭到起诉。

该法令是一种有效的镇压手段，因为即使无害的政治对话也可能招来致命后果。

仅在1933年，就有3744项违反法令的行为在特别法庭受到起诉——这样就无法对它们提出上诉。

即使是“非公开恶意言论”

也可能受到惩罚。

因此《背信弃义法令》激发了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

它助长了恶意指控，挑起不信任，迫使每个人都不合人情地保密和谨小慎微地生活，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的障碍，而这种障碍在独裁统治消亡很久后还依然存在。

纳粹德国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恐惧心理，人人自危，唯恐自己多说了一个字。

对该法令的随意解释也为当局提供了机会，将敌视纳粹政权的团体，如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作为攻击目标。

引人注目的是，同样的违法行为，犹太人比非犹太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在德国南部凯尔（Kehl）附近的村庄里有一位犹太老年店主米娜·布洛赫（MinnaBloch），因告诉她的清洁女工（1933年5月）她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对犹太人如此恶劣，尤其是他本人有犹太背景——结果被判处6个月监禁。

尽管布洛赫的心脏很不好，经常疾病缠身，而且她的兄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战死沙场，但检察官拒绝了任何对她宽大处理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