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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纳粹夺权（第8页）

然而，这并不是事态发展到行政混乱以及平民、政党和党卫军官僚机构职能重叠的前奏。

因此，在许多方面，3月都是决定性的月份。

3月5日以后，国家社会主义一路凯歌，接管了各州，镇压了左派，举办了波茨坦纪念日，最后通过了《授权法案》。

3月，民众对现政权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有些人是被恐惧吓呆了，认为抵抗是徒劳的，但当时大多数人似乎真心对在一个更加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的承诺满腔热忱，这种感觉一度被弗里茨·斯特恩（FritzStern）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

。

**是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对德国和外国犹太人肆无忌惮的施暴和对左翼的残酷镇压中，希特勒及其运动已经闪现出这一承诺危险的迹象，也预示了等待德国和欧洲的将会是什么。

抵制、审查和舆论一律（Gleig）

德国的反犹风暴引发了西方媒体的抗议，英国上议院提出了质询，英国和美国爆发了游行示威，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发起了抗议。

持续不断的反犹暴行引发了1933年春季的抵制德货运动，导致德国的商品出口量急剧下降。

汉堡商人们在5月4日给商会的一封信中描绘了抵制德货影响下的残酷画面：北非、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非、西班牙和中东部欧洲，从波兰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以及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都受到了反德情绪的影响。

在许多地方，德国旅行推销员不再被接待，德国商品被退回。

7月，德国旅游统计数据显示，与1931年相比，德国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外国游客。

很明显，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魏玛政府和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的外交政策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声誉。

为了回应外国的反应，希特勒决定让德国犹太人对国外的抗议活动负责，发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活动。

与同时代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评价相反，4月1日及其之前的日子仍然很不平静。

档案中列举了许多绑架事件、受害者在生命和肢体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移民，受到勒索、殴打和其他形式的羞辱。

在国内，外国抗议活动遇到了几乎团结一致的国内阵线的抵抗，与1914年关闭军队的做法如出一辙。

德国当局和以赫尔曼·戈林为首的纳粹政客强烈否认虐待指控，并声称“革命”

是以堪称楷模的方式进行的。

即使是那些可以自由发声的组织，比如拥有近4000万信徒的新教教会，也支持政府，声称外国的批评只是另一场反德国运动，这让人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中各种捏造的谎言。

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宣传”

来平衡外国的批评，也主导了接受全面审查的德国媒体的报道。

在上文提到的4月4日对美国听众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后来勇敢反抗了纳粹政权的著名新教主教、非纳粹人士奥托·迪贝留斯（OttoDibelius），将这种抵制行动描述为纯粹的防御措施。

他承认这个政权曾经有过失，但它把德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拯救出来，而且根据虚假报道：“全世界的犹太人社区现在已经在几个国家开始了反对德国的运动。”

迪贝留斯并不是唯一在反对纳粹主义的同时又怀有很强的反犹主义的保守派领导人。

对反犹暴力、抵制和4月立法的反应是不祥的预兆。

那些在那之前一直支持56.8万的犹太少数群体（根据192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德国政党因自身的问题焦头烂额，例如，自由左翼德国民主党（DDP）和社会民主党（SPD）要么被削弱到无足轻重，要么经历了内部变革——就像德国民主党（DDP）在转变为国家党（Staatspartei）时的情况一样。

在1933年春天，社会民主党为它的现实生存而奋战，因此，无法指望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希特勒的联盟伙伴，德国国家人民党，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言论自由，但由于其过去也有反犹主义色彩，他们也不太可能提供什么帮助。

德国军队中只有几十名犹太军官和士兵，军队领导人也表示对这一问题不感兴趣。

战后，当被问及他们不喜欢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因时，几十位高级将领中只有两位提到了“种族问题”

。

军队的主要政治人物，战争部长沃纳·冯·布隆伯格和他的参谋总长沃尔特·冯·莱彻诺（WaltervonReiau），急切地想讨好政府当局，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政府承诺向军队提供的东西比魏玛历届政府提供的都要多。

1933年6月布隆伯格在高级官员面前宣布，军队不能无视《雅利安条款》，8月7日国防军的成员被禁止与“非雅利安人”

结婚；1934年2月，《雅利安条款》被引入了国防军。

自从外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不断地提交受到冲锋队攻击的外国犹太人提出的申诉以来，帝国和政府官僚机构都对反犹攻击再熟悉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