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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纳粹夺权（第7页）

在德国人看来，这将结束国家利益被出卖的局面。

4月底，梅克伦堡（Meburg）的新教主教海因里希·冯·伦托夫（Heinridtorff）在一次教会领袖会议上捕捉到了这种普遍的感觉，当时他如释重负地谈道，在德国终于有了一个“奥布里基特”

（keit），这个词意味着一个强大而果断的政府，德国民众应该对此心存感激，它偶尔的革命的“过激行为”

应该被忽略。

没有一件事比1933年3月21日，即所谓的波茨坦纪念日更能让保守和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德国人接受这个政权。

在波茨坦这个象征着普鲁士军事和政治传统的地方，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巧妙的舞台设计成功地标榜自己与普鲁士的过去一脉相承。

生机勃勃的新运动连贯流畅地融入了普鲁士的传统。

在这一天要敬献花圈（兴登堡在腓特烈大帝的坟墓旁）、阅兵式（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和教堂礼拜（到处都是穿着制服的人），所有这些都旨在表明纳粹离开“魏玛精神”

、转向被复兴的“波茨坦精神”

。

国会正式开幕，所选的这一天恰恰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第一届议会开幕的日子——3月21日。

新当选国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除外）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军事领导人、前王储（为皇帝留了一把庄严的空位扶手椅）、外交使团、纳粹领导人和希特勒，都出席了这场华而不实的盛会。

希特勒穿着显眼的平民燕尾服，恭敬地向老陆军元帅致敬。

元帅体现了该事件所唤起的品质，简朴、严肃、庄重和秩序。

在波茨坦，国家社会主义者给人的印象是被驯服了，这显然证明了老精英们的算盘：驯服希特勒的企图最终成功了。

新教教会的领导人尤其使人印象深刻，他们在内部备忘录中一再强调，波茨坦纪念日是使他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总体上将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有益影响的关键事件。

波茨坦事件引发的广泛热情为引入修改宪法的《授权法案》（EnablingAct，3月23日）开辟了道路，该法案以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并将赋予希特勒政府在四年任期内立法和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力，而无须和帝国议院（TheReichstag）、帝国众议院（Reichsrat）或总统商议。

该法案在最后时刻试图增加一项修正案，以保障公民和政治自由，从而削弱希特勒即将获得的权力，结果无疾而终。

中间派、巴伐利亚人民党，还有两个自由党以及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赞成票，确保了该法案顺利通过；出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一共94名（之前20多名已经被捕或逃离德国）全部投了反对票。

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内外（就在烧毁的国会大楼的正对面）聚集着数百名气势汹汹、面带嘲笑和奸笑的冲锋队士兵，尽管有外国外交官在场，但他们还是营造了一个充满威胁和胁迫的气氛。

为什么一些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党投票支持《授权法案》？中间派的代表和自由党后来为他们的赞成票辩解道，不接受只会导致纳粹进一步的暴力和流血。

促使天主教中心和自由党代表投票赞成该法案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3月下半月大众要求接受该法案的情绪。

毕竟《授权法案》只是正式批准了一个已经存在的政治现实，因为“自下而上的党的革命”

已经彻底改变了最高层的权力。

二战后不久，当人们仍然对1933年春天的**记忆犹新时，一些中间派和自由派代表承认了公众舆论施加的无形压力，并坦率地宣布“人民已经厌倦了国会各党派之间的争吵”

。

他们辩称，他们从未因投票支持《授权法案》而受到批评；事实上，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如此招摇的表示同意的行为”

。

希特勒在讨论《授权法案》时宣布，他打算尊重教会的地位，他在基督教中看到了“我国人民伦理道德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这使他的政权更加巩固。

3月28日，天主教主教宣布，他们以前的立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以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警告和反对现在已经没有必要。

该月底，《州与帝国协调预备法》（PreliminaryLawfortheationoftheLaheReich）颁布，该法律将各政党在州议会的力量分别进行了调整，以符合3月5日的选举结果。

当时柏林的联合政府在全国各地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4月7日，该法得到了《帝国总督法》（Reichsstatthaltergesetz）的进一步补充，规定了任命州长的权力，而州长的任务是使州的政策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一致。

希特勒这样大笔一挥，就废除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各州的权利和特权，也废除了在德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联邦原则。

在希特勒继承总理一周年的纪念日上，《州与帝国协调预备法》彻底废除了州议会，联邦制被彻底埋葬。

各州被降格，主权被移交给帝国，仅仅作为一级行政单位，类似法国的部委（尽管比法国的部委大）。

从现在到第三帝国垮台，德国将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