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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第8页）

事实上，国会议员们聚集在一起的次数越来越少，开会的次数从1930年的94次减少到1931年的42次，到了1932年只开会13次。

政治争论现在从议会转移到了街头，身着制服的对立派们，如冲锋队、钢盔队（Stahlhel）、国旗队和共产主义红色阵线战斗者联盟（theuFighters’League）之间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选举期间。

从1930年3月到1931年3月，出于政治动机的战斗已经夺去了多达300人的生命，在接下来的一年以及更长的时间里，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另有数百人严重受伤。

虽然纳粹有时会因为与这些暴力有明确的关系而受到负面宣传，但他们在声誉上也收获良多，成为最愿意与令人畏惧的共产党人较量的组织。

1931年1月，冲锋队的成员为10万人，1932年1月为290941人，1932年8月为445279人，现在钢盔队远远落后了，但仍有约35万人。

与此同时，纳粹党更多在幕后耍的花招，不仅让议会也让整个魏玛政治体系在1932年夏天几乎陷入停顿。

例如，当年5月12日，曾在穆勒和布鲁宁政府任职的高级军事将领威廉·格罗纳（WilhelmGroener）被迫辞去了总理一职，原因是他多年来成功地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虽然他远未被说服，但他首先支持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对冲锋队的禁令。

军队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德国国防部（ReichswehrMinistry）国务秘书、军方和政党之间的关键调停人库尔特·冯·施莱彻，似乎担心格罗纳甚至还有布鲁宁仍然执着于凡尔赛体系及其裁军条款。

在一劳永逸地推翻1919年强加给德国的所有军事枷锁的计划中，希特勒运动现在被视为一个可能的盟友，尽管职业军人也对冲锋队中要求将右翼准军事组织纳入国防军（theReichswehr）的那些人深表怀疑，但还是喜欢假装相信冲锋队仍然是一个致力于“国家观念”

而非“政治”

的机构。

更糟糕的是，1932年7月，布鲁宁的继任者，时任总理、高度独裁和极端保守的弗朗兹·冯·帕彭（FranzvonPapen），下令对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州政府发动非法政变，并立即将其部长和高级警察局长，特别是那些负责执行当时已被推翻的冲锋队禁令的人免职。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因为在那之前，普鲁士一直是德国民主宪政的大本营之一。

11天后，纳粹从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大的政党，赢得了37.3%的全国选票和230个席位，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仍未达到绝对多数。

到目前为止，问题已不再是魏玛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而在于谁能取代它：是由希特勒领导、拥有全部总统权力的政府（即由希特勒支持、并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联盟），还是一个由军队支持的独裁政权。

由于兴登堡仍然拒绝考虑第一个选择，而希特勒在1932年8月被提议担任帕彭领导的政府的副总理时拒绝了第二个选择，所以德国政府继续陷于瘫痪状态。

军队方面对帕彭内阁口头支持德国重整军备做出了积极回应，却与施莱彻提出的计划保持了距离。

施莱彻曾让自己担任帕彭政府的国防部长，招募冲锋队成员加入由政府支持的新民兵组织，接受未具体说明的军事化培训。

最后，大萧条加剧了已经非常严重的分歧，即温和的、支持共和的社会民主党（SPD）与更为左翼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自1925年以来）支持斯大林的共产党（KPD）之间的分歧，回到了1914年至1919年的战争和革命时期。

两党都公开宣称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选举中，两党继续获得36%至38%的全国选票。

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是那些仍有工作的工人，实际上，在布鲁宁的紧缩措施下，他们的实际工资随着食品和其他价格的下跌而略有上升。

社会民主党几乎成功地保住了其作为有组织劳工的主要政党地位。

然而，随着大萧条的加深，它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业者和贫困化的城市选民的支持，把他们拱手让给了更为激进的共产党。

社会民主党对布鲁宁的“容忍”

令工人阶级大失所望，共产党也能够从这一点中获利。

德国的社会民主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分歧在1932年初最为明显，当时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中间派政党一起，在两轮总统选举中支持兴登堡，使之成为最有可能击败希特勒的人。

而此时共产党则提名自己的领导人恩斯特·塔尔曼（ErnstTh?lmann）为革命工人阶级的候选人。

[3]此外，在1932年夏天，冲锋队和红色阵线在激烈的街头战斗中反复攻击对方和警察。

无可否认的是，在1932年底的某些地区，对立的工人党之间有了更多合作的迹象，包括试图建立一个“共同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无产阶级阵线”

。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国家层面合作，纳粹本来是可以被阻止的，然而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如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AugustWinkler）所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

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而且社会民主党决心继续保持其最后一个权力堡垒，即在普鲁士统领州政府（和州警察）的地位。

这就要求他们与中右翼的“资产阶级”

政党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

这是他们至少在7月20日帕彭政变之前（事实上，直到7月20日之后，社会民主党部长在针对帕彭政府的法律诉讼中继续以合法统治者的身份出现）试图建立平衡的行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纳粹并没有创造出能够使他们在1933年掌权的社会环境，希特勒也不是以多数票当选的，而1932年社会民主党被非法驱逐出普鲁士政府的社会环境也不是其自身的责任。

然而，纳粹除了从左翼阵营分裂中获利外，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斗争中，对老牌中产阶级新教政党的选举支持几乎完全崩溃，纳粹也因此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