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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第7页）

这首先是1929年10月底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溃引起的，并在1932年初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当时有600万德国男子失业，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到1928年记录水平的58%。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大萧条加速了上述右翼势力的重新结盟，在20世纪20年代“稳定”

的表面下酝酿的一场更为普遍的“古典现代性危机”

（Peukert），大萧条将其推向紧要关头。

虽然魏玛时代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些项目在1930年以前比其他项目更成功，但都戛然而止，国家支持的失业保险基金很快就在需求的重压下崩溃了。

保守派经济学家和商人现在要求限制工会权力，认为工人的工资在经济繁荣时期太高了。

面对自1924年以来食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局面，1929年经济紧缩更使之雪上加霜。

农业专家预测，除非采取激进措施增加关税保护或政府补贴，再或者结合两种措施，否则农业部门将很快崩溃。

教会和政治领袖，甚至一些工会老板联合起来反对所谓的双赚（Doppelverdiener），即将“自私”

的已婚妇女留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让她们回到家中为男性或单身女性让路。

最终，1932年5月国会通过了一项允许解雇在政府就业（stateemployment）的已婚妇女的法案。

随着魏玛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人们也开始呼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解决预测者提出的可能成为“过剩的一代”

（永久失业毕业生）的问题。

反犹太主义学生团体很快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寻求更直接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办法是对上大学的犹太人人数加以限制。

与此同时，左翼人士加紧了他们针对废除《刑法典》第218条禁止堕胎的规定的长期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妇女的生殖权利作为阶级斗争和改善普通工人生活斗争的一部分。

为了影响政府的政策，许多“非政治”

型专家也提出了激进的削减福利法案的新方法，例如通过推行“有遗传病的患者”

“自愿”

绝育的方案（后来这一方案在1933年被纳粹强制执行）；将城市长期失业者重新安置到农村土地安置点，以及为失业青年建立新的劳动服务计划。

除了反对双赚运动的部分例外，很少有迹象表明保守派希望回到1914年以前。

一些人把“危机”

本身视为一种创造力，尤其是那些预言社会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终结的共产党人，以及鼓吹民族革命以及“净化性”

暴力和“行动”

的新政治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民主价值观也被体制本身的支持者大大削弱了。

早在1930年3月27日，赫尔曼·穆勒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因未能就未来失业福利水平达成妥协而垮台之前，联合政府中的中间党派和中右翼政党曾计划组建一个新的少数党政府，由同样的紧急状态下总统权力做支撑。

兴登堡听从了他的军事和文职顾问圈子里的反共和分子的建议，拒绝把紧急状态下总统权力交给穆勒。

[2]后者的继任总理，保守派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tralParty）政治家海因里希·布鲁宁（Heinrig）决定，无论有没有国会多数人的支持，都要大幅削减公共开支。

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使自己变得越来越依赖兴登堡的恩宠，导致了议会统治的实际中止，取而代之的是更专制的总统政府。

新的政治气候使得纳粹受益，他们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取得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重大突破。

选举是在兴登堡下令1928年议会提前解散时举行的，兴登堡的目的是为布鲁宁削减预算赢得某种多数人的赞同，但这是注定会失败的。

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和较小的中间党派发现自己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问题上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在国会为布鲁宁的经济措施提供战术支持，结果信誉扫地。

事实上，唯一能在1930年9月增加选票份额的政党是共产党，尽管该党比纳粹温和得多。

与此同时，由于国会代表未能尊重选民的反紧缩裁定，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行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继续“容忍”

布鲁宁的少数派政府，议会体制变得更加声名狼藉。

当在特定情况下不能再“容忍”

时，兴登堡只是根据宪法第48条宣布停止立法，从而回避了议会批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