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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第9页）

这些政党在面对大萧条的灾难时未能紧紧抓住选民；而对布鲁宁采取的不得人心的通缩政策，也不愿提出可以替代它的其他经济方案。

1930年9月，这一问题在国家层面上第一次表现得清清楚楚，当时纳粹党以及各种右翼地区特殊利益集团都从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和中右翼的德国人民党（DVP）的失败中获益。

1932年7月更是如此，当时由于政见不同而四分五裂的小政党的大批支持者也转变为国家社会主义者。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保持稳固地位的德国北部和西北部农村新教地区，有一种脱离魏玛党（arty）的文化转向。

在这些地区，选民长期以来感觉遭到柏林历届政府的忽视，甚至在1928年，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德国人民党的支持率也出现下滑，而特别利益党派的支持率则高达14.1%。

正如理查德·贝塞尔（RichardBessel）所指出的，1929年8月之后，在民主德国，冲锋队的暴力也有助于在农民、农民的儿子和小商人中争取到新的支持。

这一点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尤为明显。

在这些地区，如果遭到突然袭击，普鲁士警察或左翼反对派无法轻易派遣增援部队。

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区也是如此，冲锋队偶尔还会与国防军的边防部队（Grenzschutz）进行非正式合作。

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弗兰肯行政区（BavarianFrania），新教城镇科堡于1929年6月选举出第一个纳粹占多数的地方委员会。

但此后对纳粹的支持方面最惊人的突破出现在德国另一端的普鲁士的一些辖区，诸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波美拉尼亚（Schleswig-HolsteinandPomerania），纳粹在1930年9月分别赢得了27%和24.3%的选票（全国平均得票率为18.3%），1932年7月分别上升到51.1%和48%。

纳粹党最初在北部地区获得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和辖区中下阶层的选票，1930年在东部地区略微缩小。

但到1932年7月，纳粹党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很有可能成为泛民的政党，在所有社会阶层和全国各地都有大批追随者。

将1932年7月的结果与1930年9月的结果进行比较，很难判断全国各地支持率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纳粹宣传的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归功于上文所提及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魏玛德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化。

当然在这个时候，忏悔和阶级忠诚在德国仍然很重要，而新崛起的白领阶层和在早期高通胀危机中失去了许多传统金融安全的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他们。

在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地区，纳粹的表现明显较差，民众对中央党或相当于中央党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支持仍然很强有力。

同样，来自工业区和大城市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选民倾向于紧跟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

然而，就像蒂姆·梅森（TimMason）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承认的那样，左翼政党大约有1300万稳定的支持者，最多只占德国无产阶级家庭成人总数的一半。

天主教的工薪阶层通常支持中央党，而其余的则由数百万农村劳动者、工匠、手艺人、小商人、退休和半退休的战争伤残人士、失业的退伍军人和非工会成员组成。

这些人与新教的中下阶层类似，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天主教或老式普鲁士保守主义等既定意识形态保持非常松散的联系。

在1933年之前，德国的电台不能用于政党政治广播。

群众大会和公开集会，再加上大量散发海报和宣传传单，是选举时政治交流主要的和最有效的工具，并被纳粹党及其反对者广泛使用。

继希特勒在1932年4月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失败之后，该党还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吸引女性选民加入纳粹的事业。

一方面正如海伦·博克（HelenBoak）所表明的那样，至少在新教地区，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些成功，因为在该党的支持者中，女性人数开始超过男性；另一方面，外交政策问题被悄悄搁置一边，因为它不可能为纳粹党赢得任何额外投票，特别是在1932年6月至7月洛桑会议取消赔款债务之后。

1932年选举期间，纳粹党使用最频繁也是最简单的口号是“面包和工作”

，其次是尊重母亲和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

尽管这类主题也被诸如社会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和中央党等对立政党所采用，但事实上，让纳粹表现出众的不是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内容，而是他们传达这些信息的方式。

正如历史学家温克勒所指出的那样，1932年5月10日，该党的组织部门领导人格里格·斯特拉瑟在国会上公开承认，他从俄罗斯出生的社会民主党人、德国自由工会的首席统计学家弗拉基米尔·沃廷斯基（WladimirWoytinski）提出的建议中，偷取了一些创造就业的想法。

考虑到纳粹党与布鲁宁政府及“体制党派”

（systemparties）之间的政治距离更大，他自己的计划看起来似乎比沃廷斯基的计划更可信。

在地区和地方层面，纳粹也越来越擅长有的放矢地将他们的信息瞄准特定的选民群体，包括农民、工匠、小商人、农村工人、工厂工人、家庭主妇、教师、战争遗孀、退伍军人，甚至律师和警察。

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以前的政治归属和政治忠诚已经很薄弱，或者已经有了为保守、民族主义权利投票的传统，仅仅是一小撮组织良好的纳粹活动分子出面就足以胜券在握。

这一现象最早发生在全国层面是在1931年7月，当时规模相对较小，但非常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DeutscherStudentenbund）在激烈的选举后成功地接管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总学联（Allgithienauschuss），该联盟于1926年才成立。

1932年3月至7月，在德国北部和东部各省的城镇和农业区，甚至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区，这种现象再次发生。

此外，被纳粹信息的“新鲜感”

和活力所吸引的不仅仅是年轻选民或第一次投票的选民。

正如于尔根·法特（JurgenFalter）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复杂统计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纳粹党是得到了所有其他政党的投票，尽管更多的是来自右翼而不是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