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第6页）

该组织成立于1924年，1925年至1926年期间其成员增加到90万人左右。

最近本杰明·齐曼（BenjaminZiemann）认为“国旗队”

在魏玛共和国的纪念文化中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不足以确保压倒那些主张反共和、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观点，以及完全主导关于战争经历的民主叙事。

因此，“战争记忆”

仍然是支离破碎的，是政治斗争话语的场地，而不是建立民族团结意识的手段。

然而，“战争记忆”

不仅仅是老兵及其家人的问题。

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威尔特（MichaelWildt）所说：“对于德国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年龄不够，没有被征召入伍。

然而他们毕竟长大了，不可能把那场战争只当成一个遥远的童年回忆。

那场战争也成为他们的肉中刺，提醒他们错失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

尤其是相当一部分狂热的纳粹分子，都出生于1900年至1910年之间，他们后来在党卫军或党卫军的精锐安保组织黑衫队（schutzstaffel）中一路飞黄腾达，直至担任高级职务。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他1923年加入纳粹党，1929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党卫军司令（ReichsftihrerSS），当时年仅29岁。

战后德国海军军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于1931年被任命为党卫军情报部门负责人，1939年升任党卫军安全总局局长，当时年仅35岁。

这些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兵加入了纳粹党及其警察和恐怖机构，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不是由共同的阶级利益意识，或对共同战争经历的记忆黏合在一起，而是由对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世界观的坚定信念连成一体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自由团老兵和冲锋队的黑衫军中招募来的，就像自由团老兵和冲锋队的黑衫军一样，他们也被纳粹党领导原则背后的军国主义价值观、男权意识所吸引。

然而，吸引他们的还有其他东西，即纳粹竭力将战后世界描述成一个被政治动乱、性混乱和经济动**永久统治的地方，“和平”

即使在1924年至1929年的那些年里也只不过是海市蜃楼。

由此看来，摆脱这种永久紧急状态的唯一出路在于由一场运动提供等级制度和纪律，这个运动比任何其他民族主义小团体更能够以建立激进的社会秩序的名义来使暴力合法化并动用暴力。

最后，从更为平淡的意义上看，“希特勒运动”

在争取全国声望的运动中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这是由于在1928年5月选举中表现不佳的DNVP或称德国国家人民党（GermanyNatioy）所采取的激进的右翼运动所造成的。

1928年间，德国国家人民党参加了各种“资产阶级”

联盟，但拒绝为1928年6月上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服务。

相反，它选出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新闻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堡（AlfredHugenberg）。

他决心利用自己庞大的媒体帝国暗中支持针对魏玛的“全国反对”

阵线的重新结盟和巩固的进程。

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也是在钢盔队、泛德联盟、国家乡村联盟和纳粹党的支持下，1929年7月胡根堡发起了一场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公投运动，《杨格计划》是解决德国向协约国赔款事宜的修改方案。

公投最终在1929年12月22日举行。

仅赢得580万张选票让其支持者明显感到失望，因为票数远低于迫使政府改变政策所需的2100万张选票。

尽管如此，纳粹由于参与了这一民族主义的联合计划而成功地获得了知名度。

在1929年至1930年冬季所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他们的表现略有改善。

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利用德国国家人民党内部的分歧和弱点。

例如，纳粹党反复指出德国国家人民党在1924年批准了《道斯计划》；在竞选资料中加入对帝国总统兴登堡和穆勒政府的猛烈攻击；以及支持泛德联盟提出的、但遭到德国国家人民党温和派反对的建议：在公投中增加一项将使任何寻求批准《杨格计划》的政府部长都可能因叛国罪而受到刑事起诉的声明。

这样从1930年开始，纳粹党就能够慢慢地智胜和取代德国国家人民党，成为所谓的“青年党”

主要的和更活跃的右翼反对派。

大萧条及其后果

历史学家对于如何评价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复苏的稳定或不稳定程度一直存在分歧。

然而，尽管纳粹在《杨格计划》公投期间表现出坚持民族主义，并在1930年突然成为关键反对党，但成为许多人共识的是纳粹本身并不是1933年他们上台的主要决定因素，大萧条给德国带来的经济灾难，比纳粹党做没做什么事情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