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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第5页）

然而他的权威却被地区高莱特（Gauleiter，地区党部部长或叫政党领导）的权威所制衡，后者被任命是因为他们对希特勒的绝对忠诚超越了他们对政策的考量。

党的政治部和高莱特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将该党所有成员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都相信德国在1918年因“内部敌人”

的阴谋而被迫屈服，而实现国家复苏的唯一现实途径是在言论和行动上对左翼和犹太人采取无情打击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一个特别重要的党员是未来的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他是一个能够蛊惑人心的莱茵兰人、仇犹者和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

和斯特拉瑟一样，他最初希望更多地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反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

因素。

1926年9月，他成为柏林的高莱特，在那里他多次组织与共产党的暴力冲突，并在1930年5月，成为纳粹党在慕尼黑的中央宣传处的负责人。

与此同时，总体政治重心的变化并没有帮助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

事实上，希特勒在1926年2月于班贝格（Bamberg）召开的一次党内高级官员会议上明确表示对这一举措不予考虑，他在会议上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创造”

，称意大利和英国为“天然盟友”

，并重申他支持1920年的“二十五点”

。

纳粹党在全国影响力的建立倒是更多地得益于其他极右翼团体土崩瓦解、相互交战和群龙无首的局面。

例如，上文提及的雷文特洛伯爵，于1927年退出了敌对的边缘政党，加入了纳粹。

尽管他与戈培尔以及柏林的纳粹党其他主要人物关系紧张，但他们还是能一起共事。

当然，自1923年到1927年，德国的政治氛围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柏林联合政府频繁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更开明的意识，即可以让议会政府为人民服务。

例如为新住房计划提供慷慨的公共融资，以及为大多数工薪阶层创建一个全国性的、由政府支持的失业保险计划。

在这样的背景下，纳粹宣扬的讯息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无关紧要。

尽管如此，许多普通的中产阶级仍然没有被争取到共和制这边来。

其中的一个早期迹象出现在1925年4月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期间。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前武装部队总司令、贵族出身的陆军大元帅兴登堡出人意料地战胜了共和派主要派候选人、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treParty）的威廉·马克思（WilhelmMarx）。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都没有参加第一轮竞选。

尽管保罗·冯·兴登堡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专制的君主主义者，但在最初担任总统的头五年里，他基本上不参与政治事务，似乎是接受了议会制度。

在1928年5月的国会大选后，他甚至同意任命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穆勒（HermannMuller）领导的新政府。

然而他支持了军队企图保护自身不受“毫无根据的”

公众批评或者不接受对其活动进行民主监督，这方面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做法偶尔会引发激烈的国内争议，比如左翼分子试图揭露国会在海外（特别是在苏联）使用秘密资金和关系，在违反《凡尔赛条约》限制的情况下，推行秘密重整军备的政策，但遭到了阻挠（或被谴责为“不爱国”

）。

1928年10月，穆勒政府是否会按照其前任制订的计划，着手建造一艘小型战舰装甲巡洋舰A（PanzerkreuzerA）这种相对来说的小事情再次突出表明，国会特别是在库尔特·冯·施莱彻（KurtvonSchleicher）将军领导下的国会，决心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国防政策的控制。

1925年的总统选举和兴登堡的胜利是在魏玛德国战争纪念这种钩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事件，表现在“人民的候选人”

马克思（共和国的黑红金）和帝国兴登堡的候选人（旧帝国的黑白红）使用了对立的颜色。

像钢盔队（SteelHelmet）这样的右翼老兵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拥有30万至35万成员）早就接受了兴登堡于1919年首次提出的谎言（myth），即德国帝国军队战败是因为国内民主政客的“背叛”

，而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

1924年3月后，（钢盔队）拒绝接纳犹太人，把重点放在纪念战场的丰功伟绩上，比如与自己有关的战役，1927年落成的巨大的坦能堡纪念碑（TannenbergMemorial）修建在兴登堡（1914年9月在东普鲁士对决沙皇军队而大获全胜的著名战役地点）的附近。

合伙反对他们的是拥护共和政体、反战和主要唯社会民主党人马首是瞻的“黑红金”

国旗队（ReierBlack-Red-G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