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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三帝国（第6页）

罗默的结论是：“在这些人的眼中，元首是国家社会主义中所有积极的和吸引人的东西的化身”

，他们把所有消极的东西都归咎于他的那些直接随从，并指责其他当权者，“或不失时机地为他们开脱”

。

被囚禁的人公开表达了他们对于希特勒的忠诚，这种忠诚跨越了旧的宗教、阶级和政治界限，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任何现在声称拒绝接受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囚犯，往往属于较老的反对派团伙。

“人民共同体”

至少在心理意义上，依然存在于被俘的国防军心中。

即使在1944年6月之后依然如此，当时战败是注定的，这一点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独裁者利用公民投票和选举

我们在书中探讨的第二个主题是希特勒政权的相关概念。

希特勒政权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既独裁，但又通过公民投票和选举来向公众发出呼吁以寻求支持。

我们可以把这一制度称为公民投票独裁制度。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说他希望有一个由人民支持的威权政权，一旦掌权，就能证明他可以通过选举或《魏玛宪法》允许的公民投票来获得支持。

他也不是唯一想把各种问题付诸投票表决的独裁者。

然而，当时的许多人和此后的学者都对结果的有效性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纳粹在最初6年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这些选举。

但这些事件和公民投票都是固定的并且充满了恐怖吗？尽管历史学家通常坚持这样认为，但本书中呈现出的最新研究表明并非如此。

事实上，当地方纳粹集团采取明显的非法措施来阻碍或改变投票活动时，政府或纳粹政党就介入了，因为柏林不想让外界观察者对压倒性的积极结果产生怀疑。

社会民主党的地下成员和纳粹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敌们在他们的秘密报告中写道：“法西斯主义”

已经在公民投票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11月的公民投票中，纳粹获得了90%的选票，在同时举行的全国选举中达到了87.9%。

社会主义者写道：“持批评态度的外国人”

倾向于认为这些结果是通过“武力或恐怖”

获得的。

唉，社会主义者不得不绝望地承认，这种观点误解了“法西斯意识形态对德国社会所有阶层的真正而深远的影响”

。

这份地下报告最后勉强承认：总的来说，选举结果是“民众情绪的真实反映”

，支持纳粹主义的选民人数表明，“社会正在按照异常迅速和有效的程序变成法西斯社会”

。

再举一个例子，在1936年，由于初步采取了恢复经济和“良好秩序”

的措施，希特勒已经在公众的掌声中大放异彩，这一点不容忽视。

这一成功无疑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允许的萨尔全民投票（1935年1月）的积极结果上得到了体现。

1936年3月29日在德国国会大厦举行的另一次公民投票选举，据称是为了授权希特勒重新在莱茵兰建立武装，虽然他早就采取了这大胆的一步。

这一举动藐视了备受憎恨的《凡尔赛条约》中的某些规定，因而在此次选举中，希特勒政权竟然惊人地获得了98.8%的选票。

尽管地下社会主义者通常在描述人们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时强调分歧和矛盾，但在1936年3月17日，他们在慕尼黑的观察员目睹了新命名的国防军阅兵式后，不得不承认：“场面太热烈了。

整个慕尼黑都站了起来。”

他补充说：“人们可以被迫歌唱，但他们不能被迫如此热情地歌唱。”

这似乎是回应了他的同志们以及未来的历史学家用纳粹恐怖来解释希特勒政权背后明显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