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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三帝国（第4页）

，“我们数十万人每天所付出的牺牲和痛苦将粉碎德国在国外的敌人，同时也将摧毁我们国内的国际主义——这将比获取任何领土利益都更有价值”

。

然而，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后，他确信国内阵线背弃了军队，并发现这是一个因革命而四分五裂的城市，右翼反对运动在与邪恶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

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如果说在11月7日的慕尼黑革命（比柏林革命早两天）中，一些革命领导人，如科特·艾斯纳（KurtEisner），和他在慕尼黑的一些战友真的是犹太人的话，那么事实上，横扫整个德国的革命都是社会对四年战争所付出的牺牲普遍感到不满的产物。

希特勒最想做的就是继续留在军队里担任某种角色。

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军官们挑选他去接受训练，让他对即将复员的军人就民族主义问题发表讲话。

他的上级还指派他监视慕尼黑的政治团体，比如规模很小的德国工人党（DAP），这是该地区许多极端右翼和反犹主义政党之一。

德国工人党给他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就在1919年9月他参加了该组织一次会议的一周以后，他就加入了该组织，不久就成了该组织的明星，并在1920年帮助它转型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

1920年3月31日，希特勒在德国已经待了六年半多的时间。

这位30岁男子，不管是否被赶出了军队，他都异常大胆地跃入了政治圈。

他开始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心理和政治身份，甚至一种新的人格。

不久他就能吸引2000名听众来听他的演讲，而且随着他声名远扬，还有更多的听众慕名而来。

从1919年开始，他就被证实是反犹分子。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唯一可靠的书面证据，他私下里很快就向慕尼黑年轻的法学院学生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Heim，后来成了希特勒一生的密友）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激进倾向。

传记作家沃尔克·乌尔里希最近发现，在写于1920年8月的一封信中，海姆引用希特勒的话说：“只要犹太人的恶劣影响继续存在，德国就无法康复。

当说到一个民族能否存在时，人们没能对被蒙蔽的（德意志）民族同志们的生活划定最后的界限，更没能对敌对的、危险的异族部落的生活划定最后的界限。”

因此，希特勒预演了他的反犹太主义的“救赎”

版本，该版本将民族的救赎与“驱逐”

犹太人联系起来，尽管这其中的意味将继续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随着战后失控的通货膨胀在1923年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希特勒发出的讯息得到了越来越热烈的回应，至少在巴伐利亚州是这样。

有一段时间，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慕尼黑之王”

，以至于在当年11月通货膨胀达到顶峰时，他试图发动一场政变，但该政变组织得非常糟糕。

这次可耻的失败之后，他确信永远不要超前地走在人民的前面，这是他在《我的奋斗》（MeinKampf）中详尽阐述的一种政治观点。

《我的奋斗》是他的自传，大部分在狱中完成，书中揭示了他的想法和计划。

我们现在知道，这本书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问世的，当时竟然没有人读过它，这真是一个难解之谜。

我们也知道，希特勒肯定是它的作者。

目前尚不清楚这两卷一套的大部头作品，在为他赢得人们的支持方面扮演过什么角色。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不需要转变所有追随者的信仰，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纳粹高层领导人，在看到希特勒之前，已经持有与他类似的想法。

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和他一样都有着“拯救”

一个战败又分裂的德国的使命感，这一追求开启了某些党内关键人物的职业生涯，他们是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格雷戈尔（Gregor）、奥托·斯特拉瑟（OttoStrasser）、恩斯特·罗姆（ErnstR?hm）、汉斯·弗兰克（HansFrank）、鲁道夫·赫斯（RudolfHess）以及两名爱沙尼亚裔德国移民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R）和马克斯·欧文·冯·舍布纳-里克特（MaxErwinvoer）等。

以德国未来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为例，我们有他的大量日记，这些日记几乎记录了他的每一天，这为研究他个人的政治觉醒提供了线索。

和其他人一样，戈培尔也经历了一战后幻想破灭和失去人生目标的心路历程，在这种心理影响和政治氛围双重作用下，早在听说希特勒之前，他就已经成为支持大德国（Prermany）、“反国际”

、强烈反犹的人——在那个时代，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他背离了左派唯物主义，然而他并非一定反对某种德国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