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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固然具有随意的飞跃,但却是事实。
而且,我作为作家,有时于不安和不足之中,感受到生之安然与满足。
很难说这是丧失意志的微弱的哀叹。
我一直认为,日本人没有力量感受真正的悲剧与不幸。
战争期间,尤其是战败之后,这种看法越来越坚定了。
没有感受的力量,也就等于没有感受的本体。
战败后时代的我,只好回归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之中。
我对战后的世相、风俗,一概不予置信。
我不相信现实中一切东西。
我或许远远脱离了现代小说的根底——写实主义,似乎本来就是如此。
最近,我读罢织田作之助氏的《土曜夫人》,开始校对自己的作品《虹》,我惊叹于相似的地方很多。
这不是来自同一悲哀的源流吗?《土曜夫人》含有一种追逼自我的力量,乱花荫里掩藏着作者悲戚的心灵。
这种悲戚与我悼念作者之死的悲戚,合流在一起了。
战争期间,我坐在来往于东京的电车或灯火管制的寝**,阅读《湖月抄本源氏物语》。
我忽然想到,在灯光暗淡、晃动不止的电车上,阅读如此细小的文字,对眼睛十分不利。
当时又时时夹杂着对于时势反抗的讽刺。
在横须贺线战争色彩逐渐浓烈的时候,阅读这种王朝时代的恋爱故事,似乎有点儿滑稽可笑,但没有一个乘客感觉到我的时代错误。
我甚至有一种玩笑的想法,途中万一遇到空袭而受伤,结实的日本纸还能用来包扎伤口呢。
于是,我阅读这则漫长的故事直至二十二三帖,将近一半时,日本投降了。
《源氏》奇妙的阅读方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电车上,发觉自己时时恍惚陶醉于《源氏》之中,感到非常惊奇。
当时,战争受害者和疏散者,犹如捆绑在一起的行李,一边躲避空袭,一边在焦臭的废墟上无规则地朝前移动。
单是这样的电车和我如此不协调固然令人惊讶,而千年前的文学和我的协调更加使人不解。
我很早从初中时代就啃读《源氏》,给了我很大影响。
其后,零零星星也读过,但从未像这一次那般投入,那般亲近。
也许得力于以往那种使用假名字母的木版本吧,试着同小号铅字印刷的版本对照着阅读,确实感到味道不同。
当然也有战争的因素起作用。
然而,更直接的原因是《源氏》和我同在心灵的激流里漂**,在那种环境里忘掉了一切。
我回溯日本,也警觉自身。
我在那样的电车上摊开线装书这件事,未免有些骄矜和造作。
我的那种表现招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那时候,我接到不少生活于异境的军人的慰问信,其中也有素昧平生之士。
行文大体相同,他们偶然读了我的作品,为乡愁所恼,向我表达谢意和好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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