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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第12页）

还不相同。

苏格拉底所谓的知亦是如此。

不过，苏格拉底所谓的知的范围要比王阳明宽泛一些。

七、朱熹、王阳明与知行的关系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中，必须在一念发动的瞬间去切实地执行去恶存善的功夫。

恶念已起，如果不立即将其排除的话，那我们在行的时候，就会犯下过错，就会违背“知行合一”

的主旨。

我们不仅要诚意，还需要将心上的知与身上的行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实现知行合一。

王阳明还将“心即理”

融入到了“知行合一说”

中，将知行放在本心即良知的指挥之下。

王阳明的学说简单易操作，但容易忽视读书讲学的重要性，有陷入枯禅的倾向。

与王阳明相反，朱熹不是特别重视行，他认为必须凭经验对世间事物进行探究之后才能够付诸实践。

朱熹将读书讲学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提出了先知后行的学说。

也正因为如此，朱熹终生致力于“训诂注释”

，主张“居敬究理”

。

受其影响，朱熹的弟子们以及后来的再传弟子们也都陷入了读书究理，失去了行的能力，最终也就难免陷入支离破碎之弊。

朱熹和王阳明都是一代大家，所以他们有能力压制住各自学说中的弊害，但是后世的弟子们就没有这种能力了。

后来，朱熹和王阳明两大学派的弟子们彼此敌视，产生的弊害非常巨大。

当前日本的学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有的学者注重直觉，有的学者注重经验。

究竟是直觉对，还是经验对，这其实和学者的个人能力有很大的关系，绝不可以轻易地下决断。

由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注重的是实践，所以那些经历事情多的人自然会更容易理解王阳明的心思。

对认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

的人来说，如果世上认为王阳明的理论与实际不符或者用怠慢的语气评价王阳明学说的人越多，那他们就越会觉得有必要去坚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

此外，当那些伦理学者读遍了万卷伦理书，发现自己依然成不了道德家后，他们就会意识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说”

的重要性。

王阳明是一名道德实践家，并不是一名伦理学者，像伦理学和论理的区别这样的命题在他的学说中根本就没有触及。

再说了，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没有产生伦理学这样的学科，所以我们也不能难为古人。

现在随着学科的细分，以伦理学为专业的人已不在少数。

有的伦理学者以自己不是道德家为借口，将自己的道德堕落到了道德水平线以下，并且还不以为耻，这真是令人汗颜。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

并不是为了责备伦理学者，那些仅沉溺于知识探求而最终也不能成就其德行的人才是王阳明批判的对象。

总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是勇往直前的，是活泼泼的，是惟精惟一的，是果断进取的，不是踌躇懈怠的，也不是优柔寡断的，是需要在“心即理”

也即“良知”

的指挥下躬身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