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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刑事司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我国的启示（第1页）

四、国际刑事司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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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国内法层面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这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存在着差距。

我国应尽快在国内刑事立法层面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并对其例外加以明确规定，这一点在我国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鉴于该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本文不再赘述。

这里主要就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之间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分析。

（一）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横向跨国间一事不再理原则

我国《刑法》和《引渡法》对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刑事管辖权竞合和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了规定。

根据《刑法》第10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根据《引渡法》第8条：“外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引渡……（二）在收到引渡请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对于引渡请求所指的犯罪已经作出生效判决，或者已经终止刑事诉讼程序的。”

这两个法律条文分别就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进行了规定。

《刑法》第10条的规定否定了国际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我国的效力，根据本条规定，我国法院有权依照我国刑法对已经在国外受到审判的刑事被告人进行再次追究。

从内容上来看，《刑法》第10条并非一概否认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效力：对于外国的有罪判决，第10条采取了有限承认的态度，即对被告人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但对于外国的无罪判决，第10条采取了拒绝承认的态度。

无论是有限承认还是拒绝承认，都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要求不一致。

相反，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二十几个引渡条约中，都承认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对内效力，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引渡条约》第3条规定，“在收到引渡请求前，被请求的缔约一方主管机关已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行为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已经终止有关的刑事诉讼程序”

为应当拒绝引渡的情形。

对此，我国有学者认为《刑法》第10条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这一国际准则的违反，并且与我国开展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相矛盾。

[1]从前文所述的主权管辖理论来看，我国《刑法》第10条与《引渡条约》的规定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关系，而是原则和例外的关系：原则上，我国拒绝承认外国判决在我国的一事不再理效力，就目前而言，这不违反任何国际公约的规定；[2]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引渡条约的方式，承认一事不再理原则为拒绝引渡的法定情形之一，这是为实现国家间的刑事司法合作所设定的例外，并不意味着我国一概认可国外判决在我国的一事不再理效力。

因此，笔者认为，在一事不再理原则成为一项跨国间的普遍人权之前，我国《刑法》第10条并无必要删除，至于其与引渡条约之间在行文上的冲突，可以通过对此条文的进一步完善加以解决，建议在第10条末尾增加规定：“中国已经签署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或公约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引渡法》第8条肯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对外效力，即对于我国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或者终止诉讼程序的案件，我国应当拒绝外国的引渡请求。

本条规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国内法的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一事不再理原则规定的缺失，导致本条规定成为无源之水。

虽然从国际法法理上来讲，引渡从来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本来义务，但从逻辑上来看，只有本国法律中存在一事不再理原则，才宜以此作为拒绝别国引渡请求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