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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刑事司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我国的启示（第2页）

因此，在我国国内法中尽早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仅有助于完善和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权利，而且有助于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获得主动性。

二是《引渡法》只是单方规定我国可以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为理由拒绝外国的引渡请求，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国际刑事司法中的互惠原则。

引渡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种方式，只能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任何单方的权利或义务都很难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我国《引渡法》第3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引渡合作。”

事实上，我国与其他国家已经签订的引渡条约均赋予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双边效力，即双方均有权以此理由拒绝引渡被告人。

因此，《引渡法》如何在具体条文上贯彻平等互惠原则，以顺畅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引渡合作，仍是值得国内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跨国间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目前在我国仍然是作为例外而存在的。

但是作为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主要国家，我国应积极响应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的决议，努力推动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跨国间得以确立，目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首先，在国内法层面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积极与更多的国家缔结引渡条约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最后，积极推动建立区域性或多边性国际公约。

随着我国签署和加入越来越多的双边或多边条约，一事不再理原则发挥作用的空间必然会逐渐扩大，最终其将不再是例外，而是成为一项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所遵守的普遍原则。

（二）我国与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之间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我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目前也不受任何国际特别法庭的管辖，因此实践中并不存在与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之间的一事不再理问题。

但这并不等于以后我国都不会与国际刑事法院发生联系：一方面，根据《罗马规约》第13条第2款的规定，即便我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也有可能因安理会提交情势而使国际刑事法院拥有对我国境内发生的或者我国公民实施的国际犯罪的管辖权；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但不排除将来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从而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国国内法院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必然会产生针对同一案件的管辖权竞合问题。

如何通过运用《罗马规约》第20条和第17条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充分发挥我国国内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这不仅有助于树立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的积极、正面形象，也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司法主权。

根据《罗马规约》确立的补充性管辖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国内法院与国际刑事法院产生管辖权竞合的情况下，我国国内法院应积极行使司法管辖权，对案件进行审判。

无论这种指控是以普通罪行还是以国际犯罪提出，都有排除国际刑事法院对案件再行追究的效力。

但根据《罗马规约》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我国国内的审判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不包庇有关的人，使其免负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刑事责任；二是必须依照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以独立或公正的方式进行，而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的方式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

因此，欲通过国内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以排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必须以我国刑事诉讼符合国际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不存在包庇有关的人以使其逃避国际法上的刑事责任为前提，否则国际刑事法院仍有权以我国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进行国内诉讼为理由，对案件行使管辖权。

总之，通过《罗马规约》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我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行使国内的司法管辖权，对绝大多数在我国境内发生或者由我国公民实施的国际犯罪进行起诉和审判。

这也意味着，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并不会必然导致很多人所担心的司法主权受损问题发生。

相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更有利于加速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化。

[1]苏彩霞：《论外国刑事判决在我国的效力》，载《刑法论丛》第8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虽然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决议倡导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国际人权，但该决议仅具有学术意义，不具有公约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