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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 政治行动与公共空间（第2页）

规范和权利最初来自对财产的保护，以防止其他人侵犯“我”

对财产的自由使用和享有。

形式化和普遍化的法律构建了一套权力体系，确保公民的自由，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体系都是由此建立的。

[1]一方面，霍布斯是绝对权力国家理论的创建者。

他将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赋予主权权威的色彩。

另一方面，霍布斯是公民社会理论的构建者。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保护的是人的自然权利，即人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对**、欲望的满足，是把除了自我之外的一切都看作手段的算计理性。

在规范的权利政治传统中，卢梭的政治试图用意志自由克服近代政治中的自利。

但卢梭的自由既继承了霍布斯所说的自我保存，又确立了自我的尊严，自我不受一切外在物的奴役。

卢梭的“公意”

理论又无法解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意志冲突。

自由意志实践的问题在康德那里彻底凸现出来。

实践理性是个体的理性，服从个体的自由意志，实践与伦理、法律等外在世界没有关系。

政治因此被当作规范和制度可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就会如康德一样主张，“建立国家的问题，即使是一个魔鬼的民族也能解决”

[2]。

因此，无论是霍布斯开启的权力政治传统，还是现代规范的权力政治传统，其奠基石都在个体中。

在个体实践中，自我是一切的创造者、享有者，所有规范维护的都是这种自主性的自由，而不是伦理性的公共空间。

现代政治的危机是实践的危机，这种实践中只有自我，而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伦理。

无论是现实的权力政治传统还是规范的权力政治传统，都停留在自由主义的个体实践传统中。

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建构，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科学的本意来看，只能是技艺国家和技艺社会，因为其没有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也不重视培养高尚的人。

由此，现代政治中最大的危机是人的危机，只有工匠、劳动者，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者。

二、亚里士多德实践政治的复兴

20世纪60年代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复兴，形成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潮。

为什么会有实践哲学？为什么会从亚里士多德入手？形而上学传统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断裂，已不仅仅是哲学和理论的危机，而是世界的异化，尤其是伦理与政治的灾难。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反思现代的形而上学传统，反思以个体为基石构建的社会。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在哲学上超越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局限，回到了古希腊的存在论。

他对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与技艺的阐释，引发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复兴。

伽达默尔运用哲学解释学的方法重新阐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利特尔（J.Ritter）的代表作《形而上学与政治》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与黑格尔的伦理思想结合起来，阐释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伦理问题。

阿伦特通过重新阐释城邦政治，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亚里士多德与希腊城邦政治的实践。

实践哲学的共同特点在于把实践行动与技术或工具理性区分开来，强调实践的目的在于行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