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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形态论的和文明论的三阶段论1（第6页）

与文明的周期性不同，在这里肯定的是上升发展的观念——世界文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标准基础上的形成。

福山是这样来描绘“后历史的”

文明的：“……经济考量，无尽的技术问题，关注生态和满足消费者过分讲究的需求问题。”

[16]但是，生态与对物质需求的无尽的考量之间能够相容吗？特别是对那些很有威望的需求的考量。

我认为是不相容的。

甚至发展中国家居民接近“优秀的十亿人”

的“消费文化”

都会引起对自然环境的人为压力，这种压力将导致现代生物圈的毁灭及由此引发的对人而言的全部消极后果。

这里说的不应该是消费者过分讲究的需求的自发增长，而应该是合理需求的有意识的形成，这些需求将与大地的生物潜力相关。

福山所提出的那种文明的阶段性是通向对文明而言是毁灭性的绝路。

不能把文明的发展与形态改变割裂开来。

可以把对历史过程的文明论立场界定为实体论的立场。

它与寻找社会生活的统一基础有关，与依据这个基础的变化而区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有关。

但是，马克思不但发现了三形态论，而且也发现了三文明论，后者就自己的原则特征而言与三形态论不一致。

这一点已经证明对待历史的形态论立场和文明论立场的区别。

而且，所研究的这些立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与形态论不同，文明论相对于每个由它所区分出来的历史阶段而言，都不仅仅与一个基础有关，而是与几个基础有关。

所以，对待历史过程的文明论立场是个综合的立场。

作为一个集合概念，文明论立场标志着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但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文明范式。

这也可以解释“文明”

概念自身含义的多义性。

这里说的是什么范式呢？我觉得可以区分出四种文明范式：一般历史的、哲学人学的、社会文化的和工艺的范式。

第一，一般历史的范式。

文明是个别的、具体的社会或它们的共同体的特殊形式。

[17]与词源学相适应，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公民状况（法律权威，对社会关系的国家法律调节），以及城市类型的居民区。

在社会思想史上，文明与野性、野蛮对立。

文明的历史基础与农业生产（区别于采集和狩猎）、农耕的普及、手工业、商业、文字、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等级（纵向）关系以及合作（横向）关系等密不可分。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文明描绘成社会发展的阶段时，他们也注意到“文明的野蛮”

或者可以说是“文明式的野蛮”

。

这种野蛮表现在侵略战争中，以及对人民起义的武力镇压、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有组织的暴力，直到消灭和平居民、种族灭绝政策的实施。

就自己的时空坐标而言，文明（人类文明）包括以下几种：其一，各地区文明，其地缘中心或者是社会，不论它的形态类型如何（俄国文明、中国文明等），或者是这些社会的区域共同体（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其二，世界文明，其形成还处在开始阶段。

在专业文献中，地区文明的界定还依赖于代表这些地区文明的社会的形态类型（古代文明、资产阶级文明等）。

还有一些立场，它们把文明仅仅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文明的一般历史范式采取的方针是具体的历史分析。

一些研究者根本看不到一般历史（包括原始社会）和文明历史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