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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先生著作读后感二篇（第3页）

例如，对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取消设议院、立宪法的提法，转而建议设制度局于内廷，该书没有简单地将它看作一种倒退，认为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为“审时度势”

之举，并不表明康有为放弃君主立宪理想。

对于辛亥时期革命与立宪两派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及其实践，《西方民主》也没有像从前那样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厚此薄彼，一味地肯定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方案，贬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方案，而是认为两派都有不足之处，一方把民主制度看得太容易，另一方则看得太难。

对民初共和政治，《西方民主》不拘泥于西方标准，多从当时中国客观情况予以评论，指出1911年12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非出自人民代表之手，未能按照同盟会的《革命方略》进行设计，以及没有关于人民权利之条款，不能看作《大纲》之过，看作“缺乏民主精神”

的表现，此乃客观形势使然，不可苛责。

对于革命党人制定的《临时约法》，该书一方面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同时并不因革命党人为制约袁世凯便赞同其设立责任内阁制的做法，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与西方立宪国家的内阁制精神多有不合之处。

对于20世纪30年代初民主派提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建立民主政治陈义不必过高，不必太理想化，可以从幼儿园训练做起的主张，也不因其低调而加以否定，相反，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很有启发意义的论点”

（第494页）。

对于抗日战争和战后时期第三党派的民主运动，《西方民主》也没有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理想加以评判，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充分肯定其在推进近代中国民主政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此外，即使对我们通常认为的反动势力的民主举措，该书也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例如，对于清末的预备立宪，书中在指出清廷措置多有失当的同时，对谘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等则加以肯定，认为谘议局在清末是一个“可以独立议事的拥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和监督行政权的地方政治机构”

，其实践“对于中国从专制到民主政治的转变是一次初步的但是十分重要的演练”

（第133、135页）;资政院的作用虽不及谘议局，但它“集全国各地议员于京城讨论国家大政，这毕竟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创例”

，并使议员们获得“相当的民主政治的训练”

（第145页）;地方自治虽有流弊，但由政府实行地方自治，“毕竟开启了地方政治民主化的途径，为绅商参与地方政权开了一条孔道”

（第162页），其方向是正确的。

同样，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制度，《西方民主》一方面指出其“以党代政”

“个人独裁”

“人民无权”

等反民主实质，同时又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讳，坚持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制度确实源于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指出：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虽然有其合理性，认识到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就，“但依孙中山的设计，宪政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党，甚至取决于革命党的领袖，因而其设计存在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可能性。

再加上，孙中山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亦有不一致的地方，也很容易被利用为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找到依据”

（第433页）。

总之，耿云志在评价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低调民主观”

，虽不及“高调民主”

动人，但它无疑更接近中国历史实际，也更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得益。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西方民主》作为由耿云志先生主持、共有6位研究人员参加的集体研究成果，也有其成功之处。

在保持个人研究独立性的前提下，没有出现一些集体著作中存在的观点前后矛盾或机械拼凑的现象，各位作者对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大致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尺度，并且各部分衔接自然，前后呼应，有很强的整体性。

在今日名人学者组织学人著书成风的时代，该书作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和认真态度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当然，作为研究近代中国民主的一种新的尝试，《西方民主》在内容上也有值得商榷或深入的地方。

首先，该书过于偏重中国民主化过程的考察和叙述，问题意识略显不足。

虽然该书已注意到近代中国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诸如国民素质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实现民主政治的步骤，以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关系等，但这些问题常常淹没在对过程的叙述之中，换言之，并没有将它们作为“问题史”

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比较而言，书中第八、九两章表现出较强的问题意识）;而有些问题甚至完全被忽视，诸如女权问题、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等。

再者，自17世纪至1949年的二百余年里，西方民主理论历经变化，本书既然名为《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本应注意分析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家们接受的是何种西方民主理论或何人的民主理论，或受何种西方民主理论的影响，以及在接受过程中他们做了怎样的理解。

书中在某些地方虽已注意到中西民主思想的差异，但西方民主思想或民主理论在书中基本上是静态和单一的，耿云志并没有对中西民主思想的关系做动态的分析。

当然，比较和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但它无疑是我们今后所应努力的一个方向。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