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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第1页）

二、读《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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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过程中。

对处于转型期中的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虽然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从文化转型角度较为宏观、系统地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著作并不多见。

①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耿云志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课题组的学者们分别撰写的9部著作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因受篇幅的限制，本文仅就耿云志先生所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的内容和学术贡献做一简介。

第一，作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课题的导论卷，《导论》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自明末清初至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轨迹做了系统的勾勒和描述。

尽管耿云志认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应定在19世纪40年代，但并不否认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确发生了异动，指出明清之际陆王心学的崛起，来自民间的对以忠君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宗法伦理的挑战，黄宗羲、唐甄等著名思想家对民本主义思想新的开掘与发挥，以及中国当时在农学、医学、音律学、地理学、工艺制造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表明伴随晚明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传统社会母体内开始涌现某些新的文化因素。

清代前期，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晚明开启的文化异动被中断。

但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四位大师开创的以追求实证和保存、整理及总结民族文化为特点的清学，为中国后来发生的近代文化转型积累了一些必要的条件：譬如乾嘉考据之学所取得的成就及所体现的精神和方法，便开启了近代中国实证理性之先河；子学的复兴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学一统的局面，不但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同时也开始养成了一点自由研究的学风，由此带来一定程度的思想和学术的解放；戴震所阐发的达情遂欲的学说，不只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

“灭人欲”

的人伦观的否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提出了“人的解放”

的近代性课题；而乾嘉后期今文经学的抬头、经世致用思潮的勃兴，尤其是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呼唤“改革”

的主张以及对“人各有私”

的合理性的大力张扬，亦多含有近代性因素。

耿云志认为，从鸦片战争至1895年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士大夫的文化观念经历了从以“天朝上国”

自居到“师夷长技”

的转变，开始学习和引进西学，创办一些近代性的新事业，渐渐形成近代文化的初基，产生了颇具张力的“中体西用”

的文化观念。

自1895年至1911年清朝覆灭的十几年里，洋务运动时期形成的“中体西用”

的文化观念遭遇激烈挑战，“中体”

发生动摇并被否定，改革与革命主导社会文化潮流。

举凡这一时期的报刊、专著和译书、小说，以及实业活动，乃至许多社会活动无不紧扣政治主题。

与此同时，一种与政府文化系统和传统民间文化系统有别的近代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亦随之初步形成，作为近代社会公共文化空间载体的近代教育、各类社会团体组织以及社会传媒系统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

西方思想文化借助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得以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政教制度受到严峻挑战。

由此，清末思想文化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如传统的尊君观念被摈弃，孔子与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根本动摇，文化的平民化和社会风俗的变革得以启动，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观念开始萌发。

民国初年，因政治失序，新旧思想围绕共和制与君主制、孔教与反孔教，以及新旧道德问题，发生激烈的冲突，为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1917年年初，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题正式开启了新文化运动。

随后，在五四运动的巨大推力下，新文化运动取得迅猛发展。

白话取代文言，打破中国数千年来因言文分离造成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隔离，为提高和丰富全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提供了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