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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先生著作读后感二篇（第2页）

关于“五四”

时期民主思想的发展，该书第八章着重指出其贡献主要在于：与以往进步思想家只关注公民的参政权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力宣传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强调健全的个人主义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使从前流于工具理性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口号具有价值理性。

自兹之后，除随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之外，“五四”

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强调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和孙中山的新民权主义成为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两个主要发展方向，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新起点。

该书第十章第三节和第十一章则对20世纪20年代末“人权运动”

和30年代初思想界关于“民主与独裁”

“宪政与训政”

论争中，人们对民主问题的认识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分析。

由此，《西方民主》较系统地揭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主认识的发展历程。

在制度和实践层面，《西方民主》对自戊戌维新以来中国近代每次重大的民主运动或实践都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依次揭示其实质及在近代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他们认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虽以失败告终，但仍不失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具有君主立宪色彩的政治改革，尤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通过公车上书、办学、办报和结社等方式宣传民权思想，推动维新运动不断发展，为后来的民主运动做了思想和人才两方面的准备。

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清廷实行的各项政治举措，虽然表明清朝统治者并无立宪诚意，但它们为立宪派从事民主运动提供了机会，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一时期看作中国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时期。

立宪派为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努力达成全国性的联合，利用谘议局和资政院此类合法机构，不断给清廷施加压力，发起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既有力地打击了清政府，削弱以至动摇了君主专制统治，同时他们从中也积累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经验。

民初宪法、国会和政党政治，虽属草创，但无不体现出民主共和精神，为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壮举。

“五四”

之后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为拯救共和民主制度所做的努力和探索，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抛弃“护法”

的旗号，主张以“国民革命”

推翻军阀统治，依照革命程序论重新确立通往宪政之路，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建立“代表真正大多数劳动平民的”

"真确到底的代议制”

的主张，表明曾经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基础的西方代议民主制经过十多年的实验之后，再也不能成为凝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训政制度，实质上是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政治体制，没有给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任何保障，是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亵渎。

抗日战争和战后时期，一方面民主力量进一步增强，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实施宪政，实现军队国家化，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成为这一时期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但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极力限制准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的职权，拒绝建立联合政府，破坏当时反映民主基本要求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召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

，为其一党专制披上合法的外衣，使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在近代中国无立足之地。

《西方民主》在这一方面所做的研究，具体展示了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所取得的进步及其所遇到的挫折，为总结百余年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

根据对中国近代民主政治认识与实践两方面的考察，《西方民主》对其总体特征做了很有意思的总结。

耿云志认为，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特点是，近代中国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与实践并不同步，存在一个奇特的悖论：一方面中国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深化，但另一方面，自民初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民主制度在实践层面不但没有取得同步的进展，相反，“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虚化，越来越有名无实”

（第643页）。

他们还认为：近代中国未能建立民主制度，原因并不是从前人们常说的那样，是由于中国人想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必定失败，而在于“始终未曾找到足够支持它的优势的社会力量”

（第644页）;民主力量在近代中国虽不断增强，但各种民主势力始终不能在组织上达成巩固的联合，共同对付专制势力，相反，民主力量的领袖们常常希望借助非民主力量实现自己的策略目标，结果反为旧势力利用；民主力量在寻求建立宪政过程中，以人立法，试图通过宪法和法律实现他们实力所做不到的事情，这也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带来伤害，特别是专制势力也运用这种手法，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其对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危害尤为巨大，它令中国人对西方民主逐渐失望乃至绝望。

该书对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总结，道出了中国政治迟迟不能走上西方民主之路的症结所在，发人深省。

研究近代中国民主问题，往往会陷入的另一个误区是，出于对民主的敬仰和渴望，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民主情结”

，不顾国情，先入为主地认定一种最“先进”

的民主模式，排斥和否定其他不同的民主模式。

有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从党派的立场，评判寻求建立民主政治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简单地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

难能可贵的是，《西方民主》没有落入这一窠臼，对近代各种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都能持理解的态度，不预设标准，不为党派立场、观点所囿，或根据当时中国的历史实际状况，或根据民主的本意，或根据其在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判其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