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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的研究方法重点与意义（第3页）

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器关系，肯定了各种实学技艺、文章事业、“质测”

之学之于道的必要性；他以“即器是道”

、“离二则一死”

的体用圆融论为根据，不仅有力地驳斥了“末流习便，死执无所得之半边，一切荒忽。

……公然诟扫天下之研极实学”

之学风，而且将传统“器”

的内涵引申为“研极实学”

；在论“公心”

时，他以仁心贯于事事物物（即“全树全仁”

）为依据，认为心物相即不离。

并且，他所说的“物”

不再偏重于伦理领域，而是“救世”

、“技艺”

、“使民安生”

、“茶饭”

等有关民族安危、百姓安生的“实事”

、“实学”

；在论“情”

时，他将传统的“七情”

改造成“睡食色财名”

之“有情之五因”

；他通过“外学多、内学一”

的工夫论，力求将传统的内圣之学与“实学”

结合起来；他以“无故不去琴瑟”

的境界观斥责末流“狂邪”

态是一种“痴守影事，俱属魔光”

的影幻，等等。

以上思想资源对于当今职业伦理建设、中西文化的会通等，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如果忽视了心性论的研究，其历史意识就无法彰显出来。

方以智在要求实学的同时，他并没有妄废传统的道德信仰，这种做法与顾炎武以“消解宋儒的先验本体论”

[7]来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

同时，在心性论的视域下，还可以深化既有的研究成果，如：“通几”

之“几”

主要还是“於穆不已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