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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的研究方法重点与意义（第2页）

或“举一明三”

，并且“一”

就是“轮尊”

的说法完全“犹一辙”

，但我们却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熊先生为何不以为自己在讲辩证法呢？或当代新儒家们或治新儒家之学的学者们就不以其为辩证法呢？再如，牟先生对程明道“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的思想有过独特精深的研究，而方以智“以上贯下”

之天人一本的思想，或多或少地继承了程明道所阐义理，我们为何要无视牟先生的研究方法呢？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其视域与盲点。

由于本书采用了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使方以智的心性论首次进入了研究视域，与此相关联的思想亦在本书中首次得到重视。

本书重点放在方以智的心性论方面，其意义如下：首先，心性论不是其家传易学所能包括的，本书以更高的视角将明清之交的思想家置于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

惟有如此，才能将其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正确、客观地揭示出来。

同时，我们通过对方以智“心即是天，天休歇耶？自强不歇，於穆不已”

、“以上贯下，即无上下”

以及“太极非阴阳，而阴阳即太极”

等思想的发掘，发现牟宗三以刘蕺山能够“紧扣於穆不已之天命实体以言太极真体与性体”

为标准，而认其“诚不愧为一殿军”

[3]的说法，并不是最后的定论。

依照牟先生的标准，虽然笔者还不敢说方以智就是宋明儒学之殿军，但至少可以说明方以智思想不是其家学或“三教归《易》”

等现有说法所能涵盖的。

其次，通过对方以智心性论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心性论不仅能够“紧扣於穆不已之天命实体以言太极真体与性体”

，而且方以智思想所蕴涵的时代问题意识，是以《周易》、《中庸》、《论语》为入路，并契合《孟子》以心说性之义理，结合时代需要而开显出来的。

例如，在道器关系上，方以智主要本《周易》，认为二者是上下相即的关系，他说：“阴阳即形下矣，而谓之道，岂非上藏于下而无上无下者乎？”

[4]又说：“太极非阴阳，而阴阳即太极。”

[5]意即阴阳是形下之气，不是道或太极；道是形而上者，不是阴阳之气。

所谓“阴阳即太极”

是就形下而指形上者，阴阳气化流行，化成万物，道就在其中呈现，但阴阳本身不是道。

同时，道、心即是仁，有创生性，如他说：“仁，人心也，犹核中之仁，中央谓之心，未发之大荄也。”

[6]可见，方著中的“道”

，即是《论语》的仁，又是《孟子》的心。

以此为理论基础，他提出“道寓于艺”

、“文章即性道”

、“质测即藏通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