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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普拉东诺夫 追寻真理和生存意义的哲理小说家02（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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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诺索夫等人指出，“人的孤独声音”

在这个充满了事件、革命、战争和物理、数学、技术领域重大发现的世纪，是否能存在并保持完好?这是普拉东诺夫给20世纪提出的问题。

“地球的孤儿”

“父母双亡的孤儿”

“普遍孤独中的一员”

——这些关键的“形象——概念”

成为其作品的基调。

几乎普拉东诺夫的每个主人公身上，都有孤儿和孩子的影子:他们被抛弃，被遗忘，没有家园，没有父母。

这是他们的失落与空虚，他们就生活其间:“他们当中谁都没有见过父亲，而对母亲的印象也已模糊，只记得身体渴望得到安抚，成年之后这就变成一种空虚的悲伤。”

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孤独，不仅是个人的性格特征，它更象征着被摧毁的原本完整的民族生活，象征着失去上帝的世界与人。

它堪与“宇宙的巨大无声的痛苦”

相比。

与此同时，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因此相应地大多是一些思考者，不仅思考社会问题，而且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等哲学问题。

马克·斯洛宁指出:“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大都是工人、艺匠和粗通文墨的怪人。

这些纯朴、普通的人经常为一些根本问题所困扰: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们和邻居、国家、大自然、上帝的关系是什么?”

在艺术上，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往往把现实主义的纪实和夸张、怪诞、象征等手法结合起来（在反官僚主义、反乌托邦等小说中尤为明显），使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写实与怪诞、讽刺与幽默、抒情与调侃相结合的艺术风格，并且构成反理性的寓言性叙事。

在普拉东诺夫的小说中，一方面是真实得近乎严酷的现实生活的纪实描写，揭示了生活中悲剧性的一面，这在《疑虑重重的马卡尔》《有利可图》和反乌托邦三部曲中随处可见，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又以夸张、怪诞、象征等手法展现生活中人性中可笑、可耻的一面，并且使小说幻化、空灵且普遍化，构成寓言性的叙事。

如《格拉多夫城》写主人公施马科夫奉命从中央调到格拉多夫省工作，任务是以健康的思想使其振兴。

他来到该地后，不关心民间疾苦，每天要么埋头于公文之中，要么殚精竭虑去创作一些巨著，题目是《治国方略》《为使人变成时时刻刻奉公守法的公民而消灭其个性特征的几项原则》。

他甚至坚信官僚制度对革命有功，它能把分崩离析的人民粘在一起，向他们灌输服从秩序的意识。

在他管理下的格拉多夫城一塌糊涂，最后竟被降为格拉多夫村，而他自己则因全身心投入巨著的创作，操劳过度，活活累死。

这部作品主要以夸张的手法突出主人公和官僚主义的荒诞。

《切文古尔镇》则通过消灭黑夜而提高收获、每天开两次会以及枪毙一切资产阶级、不劳动、拆毁房屋而睡草堆等怪诞荒唐的设想和行径，构成寓言性的讽刺。

而《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则用隐喻和象征构成寓言，“金色脑袋”

隐喻当权者的富有、特权以及无需具有会干活儿的双手;夹公文包且连接成线直达最高层次的“黄鼠”

象征那些摄取权力、地位、荣誉、高工资和享受的官僚们;置身山顶的“科学的人”

则象征着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脱离群众的最高领袖。

李毓臻等指出，《基坑》也以隐喻和象征营构寓言式的气氛:“娜斯佳一直讲着妈妈和广播教给她的革命口号，但是死前却不断喊着要妈妈的骨头，母亲代表着历史，娜斯佳的死表明没有历史也就不会有未来。

地槽是未来伟大事业的开端，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割断历史、隔断人们内心交流的鸿沟。

连那只‘无产阶级’的熊也不应该被简单看作只是头滑稽可笑的动物，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以原始的意识和情感介入现代生活的形象类型。”

《初生海》里，每一位人物的名字都具有象征意义，从而构成一种超乎现实之上的寓言特性:维尔莫意为“忠诚”

、乌姆里谢夫意为“死亡”

，娜杰日达意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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