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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普拉东诺夫 追寻真理和生存意义的哲理小说家02（第5页）

，科片金也以已故的共产国际领袖罗莎·卢森堡作偶像，每次行动之前，总要念叨她的名字，还想到德国去为她扫墓。

堂·吉诃德有劣马名叫“驽骍难得”

，科片金把自己的座骑命名为“无产阶级力量”

。

堂·吉诃德游侠四方，把风车酒囊当强敌，挥矛痛击，闹了不少笑话，科片金浪游草原，滥施号令，把手无寸铁的农夫当土匪，策马急追不舍。

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原本用的就是喜剧反讽手法，普拉东诺夫借古典文学构成反讽，再让科片金模仿这个人物，形成了双重反讽，渲染了科片金这一形象的喜剧性，让他成为古典巨人身影中的侏儒。

叙述视角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小说中有两个叙述者，对此刘亚丁有细致分析。

他认为，其中叙述者Ⅰ是客观叙述者，往往记载人物的内心话语，或对情节进行客观叙述;叙述者Ⅱ是语言施暴者，是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意识的侵凌和支配，记载的是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

在同一段文字甚至同一个句子中两个叙述者可能先后相继出现，如:“德瓦诺夫和普罗科菲到城边去了。

在他们头上，在大地上，残月在缓慢移动，快要沉下去了;月亮的存在毫无益处，植物不能靠它生长，人在月亮下悄没声地睡觉。”

这个句子中，分号前的分句是叙述者Ⅰ的，客观叙述，不带半点主观色彩，分号后面则是叙述者Ⅱ的，仿佛一个用新眼光来评价宇宙万物的人在说话，月亮是个没用的东西，不像太阳能给无产者提供植物和热量。

又如:“德瓦诺夫现在最惦记的事就是保证所有切文古尔人有食物，让他们长久平安地活在世上，并以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带给德瓦诺夫心灵可感的平静的幸福;切文古尔的每个躯体都应该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共产主义的物质感觉只能活在这躯体中”

，前一个分句是叙述者Ⅰ的，记载德瓦诺夫的内心话语，后一个分句是叙述者Ⅱ的，仿佛切文古尔那特有的声音又激动地述说起来。

出现在叙述者Ⅱ中的，往往是集体无意识，是支配着所有切文古尔人的潜文本。

面对这种集体无意识，个人的意识、个人的反抗，是极其微弱的。

这集体无意识就像排山而来的洪水，把所遇之物席卷而去，而被席卷进去的，又反过来加强这洪水的声势。

集体无意识就这样支配着切文古尔的人们，把他们带入了绝境。

正是在叙述者Ⅱ的文本中，普拉东诺夫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造成切文古尔神话的，不独切普尔内伊一人而已，还有这种令人心惊胆寒的集体无意识。

综观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创作，在思想上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红线，那就是通过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来探索生存的意义。

淡修安指出，人与自然、人与革命、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作家的关注焦点，求索个体与整体存在的意义成为其艺术追求的宗旨和创作思想核心。

作家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对自我意识和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对俄国新旧世界观念和哲学思想的审视，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思想体系。

这一创作思想体系以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基础，涵盖自然哲学、革命理念、社会认知、爱的思想四个方面。

薛君智更具体地谈道，这一红线就是:“通过思考人和自然、和宇宙、和历史、和革命、和国家、和社会、和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来探索人的生存意义。

无论他的作品的主题、内容有多少变化，它们始终包涵着这个核心思想”

，因为“人之生存意义乃通过思考和解决人与自然、与革命、与国家、与社会、与自身、与他人之关系来探索战胜死亡的奥秘，其目标是使一个人的心灵活在另一个人的心灵中。

因此，必须关注人的心灵，求得人际间的心灵沟通。

当今日世界已被分割成理论与实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领袖与群众等一系列对抗体时，科学、理智、权力在领袖手中变成了损伤人的心灵与人际关系的恶的武器，为此，必须使双方结合以转移矛盾，使人们懂得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每个人应关心他人，人与人之间互相博爱，联合起来以实现共同事业，重新探寻世界的和谐与统一。

与此同时，人类应解决和自然界的矛盾，依靠科学技术调动和征服自然的力量，使之服务于人类”

。

正因为如此，普拉东诺夫致力于反对理性，而重视人的心灵，《叶皮凡水闸》较早地表达了反理性的主题:“普拉东诺夫用他的故事说明，欧洲的纯理性早已使它本身失去生命力，俄罗斯人民则有纯真的心灵、感觉和理解大自然的本质。

作家的结论是:心灵高于理性，理性应受心灵制约，这正是中篇的中心主题。”

（薛君智）此后在反官僚三部曲、反乌托邦三部曲及其他作品里，他更是把反理性的观念与反对专制、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乌托邦思想等结合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关注“人的孤独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