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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别雷 最具探索性的象征主义作家02（第8页）

），等等。

别雷的这种观念，在其小说形象体系的构成中体现出来，整个小说的形象系统是由许多与此相应的层面构成的，小说因此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含纳于文本的社会政治层面、社会历史层面、历史文化层面、文化心理层面、心理生理层面、文化哲学层面、宗教哲学层面……他还以小说中的“爆炸”

这一中心事件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小说的中心事件是爆炸，作为外在情节，它是一个闹剧——制造了紧张气氛，最后真的爆炸了，却未杀伤任何人，因此作为外在情节的爆炸十分可笑。

但作为内在情节的尼古拉内心的爆炸后果却十分严重，并且与一系列的象征意韵相叠印。

例如，这个人物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他父亲的专制政府和恐怖政党）暴力的夹缝中生存，与俄罗斯文化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两大板块的撞击中生存，就构成一种象征。

这个人物的“潜在的弒父情结”

，与家庭冲突、历史冲突、文化冲突等各个层面的象征意蕴，又是层层相印，其意义可以在“滚雪球”

似的联想中向无限延伸。

四是叙述方面的创新，叙述视角变换。

杜文娟和周启超对此都有精彩论述。

杜文娟认为，别雷采用了灵活多变的多维视角，即作家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述人称模式，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模式交替运用于小说叙述之中，从而形成多视角、多层次的叙述空间，灵活多样地运用叙述视点、人物视点、多角度、多层次地塑造立体化的人物形象。

《银鸽》采用了内外二重视角交叉移位的手法。

传统的“故事”

叙述人仍时常以第一人称“我”

的形式出现于作品中，作为对故事情节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情节叙述过程中常常达到忘我境地而与作品中的人物交融，有感而发，直抒胸臆，因此作品中直接加入大量抒情插叙，形成抒情化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富于主观抒情色彩的笔调对人物进行描绘或评述;同时作者又大量运用人物的相互交叉移位的第三人称内视角，以人物的视角去观察、展示人物的本质特征以及彼此关系，体验、感受小说的主题内涵与象征意蕴，亦即，叙述人、不同人物的视点交织为一体，尤其是人物的视角灵活转换，从彼此的视角相互观察、体验、感受彼此的外貌及精神的本质特征。

《彼得堡》的视角艺术更趋于复杂化，其突出表现为:首先，三重视角的出现，即叙述人的外视角、人物的内视角以及叙述人与人物共有的意识视角或心理视角。

其次，三重视角相互交叉、渗透，互为彼用，从而使小说中的视角呈复式交叉对位形态。

别雷采用这样的视角直接反映了作家对人这一生命本体的思考，他所努力在小说中探讨的是现实层面的人、俄国、世界，以及作为宇宙存在的人。

关于叙述视角的变换，周启超也有精到而高度概括的论述。

他指出，别雷在小说技巧领域一个重大的革新是叙述上的视角变换，这是通过对童话的变形转换来实现的。

别雷认为，小说的文本结构与文本以外的世界只具有一种标志与被标志之间的关系。

他把小说文本结构作为一种自足自立的现实结构**出来。

实现这种结构**的主要手段是诗学意义上的“戏耍把玩”

，即让戴上不同面具的各种叙述者彼此发生冲突，对各种不同的文体风格作讽拟性的展示。

小说作者好像是在千方百计把读者的注意力，由“小说在叙述什么”

这种习惯定向，转移到“小说怎样在叙述”

，并且暗示读者:“怎样在叙述”

这一形式本身又正传达着“叙述着什么”

这个内容。

别雷热情地同时也是兴之所至地使已为人们熟悉的经典书面文学的结构传统，与民间文学中的童话形式发生冲突。

别雷的小说中，叙述者一会儿激起读者对经典文学形象的联想，一会儿又以民间文学的童话故事刺激读者的想象。

作家本人好像是在与读者做一种无拘束的轻快的游戏。

这种游戏，不断地改变着读者与小说文本之间的距离，动摇着作家本人的形象。

作家既以自己艺术世界的造物主的角色、祭司的立场在观照着这种游戏，但叙述本身又使作家的那种造物主的权利不断受到质疑。

那种“超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