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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别雷 最具探索性的象征主义作家02（第7页）

《银鸽》中达尔雅尔斯基与卡嘉、马特廖娜的三角恋爱，是爱情小说常见的模式;而他深入民间探寻俄国社会的出路及利霍夫只有三种产品（破布、罐子和箱子）这种社会现实描写，又是社会小说的典型写法;小说中人物的无意识活动、心理流动过程的描写，则是心理小说的内容。

《彼得堡》在这方面更加突出。

小说一开始，就写了杜德金这位颇为神秘的陌生人带着小包裹出现，使阿波罗感到紧张，让尼古拉不安，但一直留有悬念，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最后才揭穿这包裹里装的是定时炸弹，要炸死的正是阿波罗。

这是侦探小说的写法。

而尼古拉接信后试图反悔，想处理定时炸弹反而触动了定时开关，最后竟遍寻这个定时炸弹而不得，情势万分紧张，又是惊险小说的写法。

对当时俄国社会动**局势的描写、主人公们家庭生活的描绘，则是社会小说的内容。

大量的心理过程与意识流，则是心理小说的范围。

对阿波罗和杜德金等的讽刺性描写，又体现了讽刺小说的特色。

别雷还别出心裁地把俄国乃至希腊各种古典作品的内容叠印在小说中。

《银鸽》中有果戈理《密尔格罗德》和《狄康卡近乡夜话》的乡村生活恬淡场面描写，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堡小说”

神秘的城市气氛，更有普希金《高加索的俘虏》《茨冈》以及列夫·托尔斯泰《哥萨克》等受西方影响的文明人到东方式的大自然和人群中寻找自由与出路的主题。

靳戈指出，《彼得堡》中，“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及其与妻子安娜·彼得罗夫娜和儿子尼古拉的关系，立刻使人想起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卡列宁一家人;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恐怖政党成员杜德金显然是普希金的长诗《铜骑士》里那个愤怒的小人物叶甫盖尼的继续，更鲜明地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的主人公）及伊万·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斯麦尔佳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印迹。”

阿波罗身上还有古希腊作为立法者、秩序之神日神阿波罗的影子，尼古拉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到酒神狄俄尼索斯。

正是以上几方面的叠印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别雷的作品中构成了多重象征。

《银鸽》这一作品的主题即亚洲式的东方盲目原始力量对西方文明理性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野蛮、愚昧对文明的胜利。

《彼得堡》的象征更是出神入化，完全多重化了。

小说表现了对俄罗斯独特的历史命运的思考。

彼得堡是俄罗斯帝国的象征，东方和西方“两个敌对世界的交接点”

的象征，它的历史也象征着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的历史;阿波罗象征着那种把东方的守旧和西方的虚伪结合在一起的官僚，乃至整个矛盾重重的俄罗斯国家机器;尼古拉、杜德金、利潘琴科等形象，也各有特定的象征，或象征着某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或暗示出某种历史过程的后果。

在别雷看来，彼得大帝创建彼得堡这座城市，成为俄罗斯历史进程中遭遇一种“劫运”

的起点。

彼得机械地接受了“西方的”

原则和方法，却不能在东方和西方的融合中建立一种新的统一和谐，造成了俄罗斯无法克服的悲剧，这对于既是东方又是西方的俄罗斯来说，无异于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奸细勾当。

于是，西方的唯理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和东方的精神上的因循守旧、破坏性的本能发生碰撞，演化成一种表现为神秘的危害力量的可怕的“幻视印象”

，它影响着《彼得堡》中的所有主要人物。

汪介之认为，小说多方面显示出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性、矛盾性: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的幽灵，机械的、毫无生气的事务主义，生活的虚伪性;另一方面是虚无主义、野性本能和恐怖主义。

作者显然认为，革命就是这些矛盾的结果，也是对这种双重性的不可避免的报应，但是它不能将俄罗斯引向被拯救的道路。

靳戈指出:“《彼得堡》的叙述虽然有明确具体的时间、地点，有一些颠倒了时序却贯穿始终的人和事组成的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同时又把其中的地点当作东方和西方‘两个敌对世界的交接点’的象征，把几位中心人物形象分别看作更普遍、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影子来描写，从而使自己的整个艺术画面具有了世界规模的象征性。

它所揭示的极度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也成了既是俄国的又是世界的，故事结束时主人公家里一声巨响突发的灾难，同时象征着一种世界性灾难的来临。”

周启超更具体地谈道，《彼得堡》最大的复杂性在于这部作品结构的多阶序性，多层次性。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每一个具体物象，都从自身向外抛射着各自意义的阴影——那种蕴含着可以无限地延伸开去的象征意义。

每一个审美客体都含纳着理论上开放，实际上无法穷尽的象征意韵。

别雷根据“神智学”

学说向人们显示:人存在于多重世界的**点上，存在状态的多重层面在人身上同时得到反映:生理层面、心理层面、精神层面、性灵层面、星相层面（“人正是通过星辰实现与‘宇宙空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