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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研究与科学视野02（第9页）

饶氏的华学观是明确反对“西化”

格式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郑炜明对饶氏的华学观做过专门研究，可以说是饶氏华学观研究的第一人兼专家。

他认为饶氏上述表述“讲了华学的范畴”

[28]，就是专门指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而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学。

饶氏在其中使用了“‘知己’的功夫”

“反求诸己”

“回头是岸”

这样的字眼，意在表明饶氏并不太赞成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自身的文化不应当也不需要受到他人的影响，而是要通过“知己”

的功夫去“反求诸己”

，用自己的格式“格”

自己的文化。

此外，饶氏在上述表述中“也谈及他所主张的方法论：史学上的关联主义”

[29]。

他的这种“文化的关联性研究”

采用了“纵、横和交叉错综等切入角度和坐标”

[30]，让人感觉颇有比较研究的形态。

但如若我们考虑到刚才所谈的饶氏华学之范畴，再考虑到他对比较研究方法的反对，就可以得知这种“文化的关联性研究”

只是“文化综合体”

内部的关联性研究，而非文化综合体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而且还是以史学为中心的内部关联性研究。

比较研究，恰恰应当需要后者。

（二）化西宗的华学观：代表“以中化西”

之“化西”

格式

饶氏认为采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容易受他人的影响，但化西宗却认为，采用比较的方法并不必然只有受他人的影响，还可以影响他人。

这种主动与被动影响的关键，便是持有什么样的比较研究格式。

如若持有的是“西化”

的比较研究格式，必然沦受作为“他人”

的西洋文化之影响。

然而，比较研究格式岂独有“西化”

这一家、一种、一款？

根据先前化西宗的汉学观和国学观，饶氏的华学观在化西宗看来很容易退回到“国学”

的“并置”

格式上去，甚至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学”

的“并置”

格式本身（尤其是其中的“国故学”

），与之无异，只是换了一种称谓、名号或说法罢了，实质上并无新的突破。

无怪乎郑炜明会得出前文所说的“华学即国学”

这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