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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陶行知1（第7页）

“小先生制”

不久就受到了农民特别是乡村妇女的欢迎。

它快速传播到了全国的25个省市。

1933年，陶行知组织了中国普及教育促进会，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夜校和识字班。

其他人也积极响应，在中国引起了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运动。

1935年1月，就在陶行知积极在全国推进普及教育的时候，胡适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哲学博士学位。

他在为华侨学校的一次演讲中说：

香港是东亚推行强制的普及教育成功的地方，因为香港是一个富裕的地方和有好的公共服务。

它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可以很好地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中国开展新交超过30年了，然而，没有一个地方开展强制的普及教育取得成功的。

读了上面的这条消息，陶行知立即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胡适，说：

按照胡适先生的建议，为了实施普及教育，一个地方必须有钱，有好的公共服务，与外国人有密切关系；在整个东亚，只有香港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只有香港能实施普及教育。

好！

让我们把全中国都变成香港，然后再心满意足的实施普及教育！

当然，无论是晓庄师范学校的“生活教育”

，还是山海工学团的“小先生制”

，陶行知提倡普及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教育救国”

的理想。

正如他自己说的：“过去的几十年，虽然有时候我提倡大众教育，有时候提倡乡村教育，有时候提倡普及教育和人民教育，我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中国人获得知识，拯救他们自己和他人。”

直到1935年“一二·九”

运动后，陶行知才意识到他自己的“教育救国”

理论是不可行的。

因为他积极参与了抵制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在每个大的方向上都被迫屈服于国民党，他的普及教育也不能继续推进。

他告诉人们：“教育与政治分离这是在说谎。

一个人不涉及政治不可能成为教育家。”

从这里可以看出，陶行知的教育工作与当时的政治是紧密相连的。

1938年11月，陶行知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推进普及教育为抗战增加力量和为建设国家奠定基础。”

后来，他参加建立了中国的业余学校、生活大学、育才学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抗战。

在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为了抗战和建设国家。”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陶行知开始越来越不满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他积极参加反抗独裁统治和反对内战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10日，陶行知和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参加了由重庆各团体举行的隆重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招待会。

会议被国民党的特工破坏了，许多著名人士受伤。

陶行知非常生气地告诉他的学生：“你们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和生命争取的。”

在陶行知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虽然他某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不能完全突破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的局限，他没有遵循杜威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他不断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在中国教育史上，他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虽然他不能获得更多的成就，陶行知仍然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