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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陶行知1（第6页）

在1927年，他提倡“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学校，培养大多数农民”

。

他想“筹建一百万元钱，召集一百万同志，建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乡村。”

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裕生活，拿出自己节省下来的1000元钱，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南京市和平门外的晓庄建立了南京市实验乡村师范学校。

在晓庄，陶行知改变了杜威的口号——“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创造出自己的新口号——“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

这是他的“生活教育”

的萌芽。

他说杜威的口号等于把社会移进学校，是多种多样的实验，它仅适合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

中国是一个穷国，必须用穷的办法发展教育。

围绕生活教育，陶行知采取了系列的教育方法，诸如教学做合一，手脑并用。

因此，晓庄师范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是关于生活的，没有课外生活也没有生活以外的课程。

在陶行知的引导下，教师和学生在晓庄煮饭、种田、劳动、开办大众学校、夜晚站岗和警卫等，做他们自己的所有事情。

教师们通过做教，学生们通过做学。

陶说：“教学做合一是我们学校的座右铭。

我们学校是建立在这个座右铭之上的。

没有任何事情比正确理解它更重要。”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也倡导手脑并用。

他认为，仅没有目标的移动不是做，胡思乱想也不是做。

只有思想和手一起实践，让想法要求身体的力量，想法与做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做。

他甚至想：“如果每个人手脑并用，世界上就没有阶级没有游手好闲的人！

……大自然能被征服，和谐的社会能被创造。”

教育不同于生活，也不等于生活。

陶行知在晓庄用狭窄的生活经验代替科学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因此完全忽略了教育的任务。

他几乎消灭了教育，他不能够突破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界限。

当然，从反对不切实际的教育和“关门”

办学的传统教育来说，他的理论和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

特别是当我们国家处于内困恶化和外敌入侵的时候，教导年轻人走进和奋斗在实际社会中，从事革命，是有进步意义的。

同时，对于陶行知自己而言，由于他能够从事一些现实和劳苦大众相联系的工作，他的思想逐渐得到了改变，使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生了变化。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建立了一个业余学校叫作“山海工学团”

，招收农民和女工。

这里不仅教他们读和写，而且也从事生产工作。

他也创造了“小先生制”

，让学生成为“小老师”

，放学回家去教他们的父母、姐妹和邻居，被教的人再去教其他人。

这种方式的教育传播得越来越广。